“市场贴着地皮走”,这是金志国当年喊出的强音。今天听起来这个说法依然具有无比的穿透力。

强势企业家精神

◎文/王育琨

　　日前与青啤董事长金志国聊天。我对他说,看你这么风光,好像没有什么烦心事。他说我也有。我问,能说说从生下来到现在让你最痛苦的一件事吗？如果涉及隐私不说也行,我关心你从这件事中收获了什么。

　　金志国说,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他一出生就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他出生在别人家的大门洞里。他家穷,没有房子,四处流浪。两岁,他有了妹妹,三岁,又有了弟弟。四岁时,他就开始干活了。也就在那年,他发了一个宏愿:这个家庭的命运要由我来改变。四岁就要发这样的宏愿,够痛苦的。这份痛苦,也让他从小就立下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志向。怀揣这份志向,他踏上社会,进了国企青啤。之前一直没有好机会。后来,青啤收购西安汉斯啤酒,两年亏损,没有办法。这时候,金志国就要求去挑担子。他提出的条件有足够竞争力:三年不要工资,三年不回家。半年之内,他一手拿着肉夹馍,一手拿着矿泉水,走遍了190多个县。

　　“市场贴着地皮走”,这是金志国当年喊出的强音。今天听起来这个说法依然具有无比的穿透力。把一个个终端、渠道搞利落了,最终,汉斯啤酒的效益也上来了。一个在别人家大门洞里出生的人,一旦逮着机会便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去实现目标。别人看着苦和难,对他来说却是充盈着美和力量。

　　新东方上市后飞速发展,创始人俞敏洪却陷入深深的困惑:公司上市后,大家在一瞬间从对内关注转向了对外的焦虑,从关心学生感受转向了关注股市动态,从关注教学质量转变为关心数据增长;新东方常常说要为学生终生成长服务,现在却把眼睛紧盯着学生的钱袋;新东方常常说要点燃学生的梦想和理想,让他们走向光明的未来,现在却每天在失去理想的庸碌之中挣扎……

　　困惑中的俞敏洪连问了自己和团队五个为什么:新东方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挣钱吗？肯定不是;是为了股东吗？肯定不是;是为了老板吗？肯定不是;是为了名利吗？肯定不是。那么新东方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领悟到公司和自己的生命价值后,俞敏洪一下子抓住了根本:新东方是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少年有理想、有追求、有崇高的生命目标,有对未来的无穷期待!

　　首创置业的创始人刘晓光,也有着不一样的体悟。他说:“过去我们是闭关锁国,没有看到风景。今天我们看到了。没有时间再等待和犹豫,从现在开始建设和思考,可能是我们赶上历史浪潮的前所未有的机会,谁耽误这个机会,谁就是这块土地的历史罪人。”不能成为“这块土地的历史罪人”,这是刘晓光意识觉醒的呈现。

　　刘晓光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了亨利·福特。福特的话今天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合众国的一切,诸如土地、人民、政府和企业,都只是人们选择的,使自己生存更有意义的方式。政府永远只能作为人民的公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倘使人民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报复的法则便开始起作用因为这是一种缺乏道德的、反自然、反人性的关系。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我们生活必需的,两者作为仆人被人们需要,就像水和米一样不可 或缺。然而一旦他们成为主人,自然法则就遭到破坏。”

今天,中国期待着强势企业家精神。他们不会喊口号,他们的思考惟其真实,而更深远。[NextPage]

他凭借财富声名鹊起，但关键时刻，全中国的银行都不愿再贷给他哪怕一分钱。他以个性刚烈知名，但终于也受累于此。兰的挣扎，能否给“企业家用什么心态做企业”的话题带来更多思考？

兰世立狱中挣扎：首富的绝笔信

◎文/梅启健

2008年7月20日，朝阳区育慧里附近的一个培训中心。

　　200多 位企业家坐在一个偌大的会议室里，仔细聆听着台上一个操着一口浓重湖北口音的男人讲笑话。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每年要坐两三百次飞机，每个人都认为空 姐是美丽的代名词，现在的空姐实在丑得让人丧气；我还搞不清楚为什么飞机都是清一色的白颜色，弄得我每次都怀疑自己坐上了救护车。”

　　听众配合地大笑，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零的小个子男人不时幽默地耸肩。据主办方介绍，之前在这个讲台上讲过课的，还有王石、冯仑、郭凡生和牛根生。

　　此人正是被称为“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的兰世立。在讲这堂课的时候，他已经是湖北首富、中国企业家标本人物。在他演讲时，他花费120亿元从空客购买和租赁的数十架飞机，正来往穿梭于武汉与各大城市之间。他万万不会意识到，就在半年后，他创办的东星航空形势急转直下，并迎来戏剧般命运多舛的时刻。

　　2006年5月14日，武汉天河机场的停机坪上，兰世立戴着花，豪情满志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架空客A320客机；2009年3月14日，民航中南局终止了东星航空的运营许可；2010年4月，兰世立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一审被判处四年刑期，第四次进入监牢。

　　2011年3月份，兰世立在狱中写下的绝笔信曝光，信中他痛陈“家史”，东星集团对民航中南局提起行政诉讼，漫长的“东星救主”拉开帷幕。

　　这是一个注定被写入产业经济史的故事，有关航空业改革、企业家精神的话题在此刻重新被提及，多了一份沉重。

　　“兰”怕入错行

　　迄今为止，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仍没有自己的办公楼。在武汉天河机场旁边的一处办公大院内，兰世立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三幅画：一幅是武汉光谷中心花园的效果图，东星集团于2002年拿下这块地皮，但到2005年下半年才开始动手修建，总投资达到20亿元；第二幅是位于湖北省钟祥市的明显陵照片，2002年，兰世立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朋友那里得知湖北钟祥竟然还有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显陵，便投资2.7亿元开发明显陵，换到了明显陵景区40年的经营权；最后一幅是一架正在蓝天白云间遨游的飞机。

　　三幅画，也勾勒了兰世立的产业版图：地产、旅游和航空。他曾说，这是他在不惑之年完成的“三大杰作”。此前，他已经在IT业浸淫了多年。

　　兰世立多位老部下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2005年11月27日上午的一次发布会，兰世立在武汉香格里拉饭店的汉阳厅正式宣布进军航空业。他手势激昂，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那也是东星航空第一次宣布将投资120亿元租赁、购买20架空客A320飞机。

　　一位姓牛的部下回忆称，此前根本没有任何征兆，“只是知道兰老板每年有200天时间是飞在天上的。更让我们吃惊的是，他居然当着那么多媒体宣布，不需要国内任何银行的哪怕一分钱担保。”随后，他从老同事那里打消了疑虑：说别人认为不应该说的话、做别人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正是兰老板的个性。

　　半年后的2006年5月14日，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兰世立迎来了第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空客A320。2006年5月19日，标有“东星航空”字样的飞机从武汉天河机场腾空而起……2007年10月底，东星从国际金融租赁公司租来2架空客A320飞机；2007年11月22日上午，东星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签订融资4亿多美元的协议，用于购买6架空客A320飞机。

　 　兰世立看起来疯狂的举动，在日后的舆论评价中获得了赞赏。熟悉航空业的财经作者们既惊讶于“东星速度”，又为兰世立担心：这是一条近乎神奇的民营航空 线，这样的扩张速度在全世界看来都是少见的。与逐渐壮大的航空舰队相对应的，无疑就是高额的购机费用和源源不断的维持飞机正常运营的资金需求。

　　一组数据此后被兰世立反复提起，也印证了2006年的春夏之交是多么需要一个民营的航空公司：东星航空一个星期收到了8000人的预订票，两个月内的机票卖完了，而当时兰世立的飞机还在制造厂。从第一架开始，售票率连着两个月都近100%，而一般的航空公司需要做到三到五个月上座率才能达到30%~50%。兰世立说：“我们的飞机还在流水线上就开始大赚了。”

　　在此之前，兰世立做下一局，为国外银行的授信问题埋下伏笔。2005年发布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兰世立高调地名列其中，他以20亿元的净资产被排在中国富豪榜第70位。后来这也被人认为是对取得国外银行的信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当时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地面对《福布斯》，可能就有想融外资的原因。我们都挺佩服他忽悠的能力，老外那么信他，里面有《福布斯》的功劳。”一位熟知兰世立风格的民营企业家日后在博客中如此描述。

　　2006年5月份是兰世立实现梦想的日子，此后三年内，兰世立和他的东星航空的案例开始登上无数EMBA的 管理教材，在立志创业的年轻人中风靡一时。兰世立本人授课的《民营企业快速崛起的密码》被时代光华管理学院制作成光盘，占据了国内各大机场书店和音像店的 显著位置。在各个场合，他都坦承自己的目标是做中国航空公司里面的“五好分子”：飞机性能比别人好、飞机外观比别人好、机内配置比别人好、服务比别人好、 餐饮比别人好。

　　一张封杀令

　　兰世立心里清楚，低廉的价格、更好的服务，一定会让东星航空从“国有巨无霸”航空公司中脱颖而出，招致红眼是必然的。他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东星航空处在襁褓之时，就迎来了大规模封杀。

　　5月15日，国航(微博)、南航(微博)、东航(微博)、海航(微博)、上航、深航(微博)、厦航(微博)和山东航空(微博)八家航空公司在南航湖北分公司大楼上召开会议，会上宣布了四条禁令：各代理点不准销售东星机票；不允许东星航空机票签转联程；各旅行社不允许帮东星航空订票；各景区驻汉办事处不得帮东星订票。

　　18日，东星国旅48个门店无法销售南航的机票，南航甚至取消了对东星国旅的机票代理权。而在去年11月，东星航空和空客签约时，各航空公司还认为兰世立“不会翻起多大的浪”。

　　他被封杀了，连同他的空客。

　　此后的10天时间内，兰世立每天都揪着心在算一笔账：虽然头两个月的大部分机票已经卖出去了，但一架飞机每天的运营成本是30多万元，如果没有散客补充，每天的损失估计在8万元左右；而东星国旅原来每天销售机票300多张，按每张机票60～80元的代理费计算，每天又增加损失近2万元；另外，由于“封杀令”造成原计划的46个旅游团无法成行……据粗略估计，10天左右的直接损失就在200万元以上。

　　事后回忆时，兰世立认为“他们准备把我们掐死在摇篮中”。他为此奔走了整整10天，10天后，因为主管部门及媒体的压力，八大国有航空公司宣布取消禁令。但此次“封杀事件”，突显了航空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

　　后来兰世立无数次地被问及“硝烟十日”的心情，兰世立轻描淡写地说：“他们不欢迎搅局者，航空竞争已经够惨烈了，我第一时间找到了上级主管部门介入，媒体也帮了我很大的忙，10天后才得以解困突围。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可有经验了。等到民营航空有力量和他们抗衡的那一天，垄断就可以打破了。”

　　从2006年6月份拿到营业执照，东星航空在两个多月内保持了80%以上的上座率，一直在盈利。而整个2006年上半年，南航亏损14亿元，东航亏损20亿元。

　　业界普遍认为，从2005年第一架民营航空飞机正式起飞，到现在已有15家民营企业拿到航空“准生证”。在这中间，兰世立和东星航空的意义远不在于一家公司的成败，一个行业的商业模式、管理思维、竞争态势都被深刻改变。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媒体并没有再像之前那样客气，《三联生活周刊》在一篇报道中如此评论兰世立：他的想象力常常超越了制度现实和自己的资金能力；他赌性很强，但愿赌却不服输，甚至不惜破坏诚信的商业规则。[NextPage]

　　紫罗兰色的挽歌

　　八大航空公司的联合封杀，并没有让兰世立意识到危机。他和东星航空走得太顺利了，来自资本市场的支持，来自湖北省政府的关怀，来自媒体的造神式报道以及兰本人创造的东星速度，都让他信心满满：更大的成就，在后面等着他。

　　然而，2009年3月14日晚，东星航空在运营32个月之后停飞。民航中南局称“应武汉市人民政府请求，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决定暂停东星航空公司航线航班经营许可。”

　　事发原因发生在一天前。3月13日，东星航空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拒绝被中航集团(国航母公司)收购。这份只有两百余字的三条“严正声明”，情绪化溢于字里行间，充满形容词，称“因我公司规模太小，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太大，难以形成商业合作的基础”。

　　这份声明由位于武汉证券大厦6层的东星集团总部对外发布。而3月10日，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与中航集团总经理孔栋，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湖北大厦签署了一份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构架性协议，主要内容即由中航接管东星航空。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宪生、武汉市市长阮成发、湖北机场集团总经理孟正国等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接近东星航空高层的人士随即道破天机：湖北省政府促成了东星收购案，是经过与兰世立本人斟酌商量的，也是经过了兰的同意的。甚至在此前的一个月内，东星 航空已拿到中航集团支付的数千万元前期费用，相当于给东星员工过年的钱。可能是由于要价的分歧，导致兰世立在协议签署后单方面撕毁合约。

　　更为喜剧的一幕是，就在东星航空被宣布停航之后的第二天，兰世立在珠海机场离境时突然被控制，随即被警方带回武汉监视起居。一位湖北航空业资深人士透露，兰世立试图从珠海出境的原因是“债务缠身”。

　　事实上，早在中航与东星航空并购协议签署前，武汉市政府的维稳工作小组就已经进驻东星航空。对于东星航空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员工的思想状况都进行了详细了解。许多员工事后证实，当时兰世立拖欠了飞行员的小时费和员工的工资，员工思想不稳。

　　湖北机场集团的一位高层人士抱怨，包括飞机起降费、旅客过港费、房屋租赁费等在内，东星航空已欠其超过6000万元。“东星航空从2005年 开航到现在，这些费用就从来没向我们支付过。”该人士无奈地说，湖北机场集团曾数次与东星航空协商，东星航空也答应过还钱，但实际上从未兑现过。机场方面 几次打算对东星航空进行制裁，但考虑到武汉是东星航空的基地，最终还是没有采取行动。“机场其实并不希望它停飞，毕竟每天有20多班在飞。”

　 　武汉市交委在“东星迫降”前后，亦承受了相当大的舆论压力。党政办公室主任覃诗章说：“武汉市交委提出的停飞申请，也是在进行充分调查和了解的基础上做 出的，政府部门有义务、有责任把东星航空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向航空管理部门告知。至于到底要不要停飞，这是航空管理部门根据自己的规定做出的决定，并 不是武汉市政府说要停飞，别人就会听的。”

　　2009年3月14日至今，东星航空旗下飞机就再也没有飞起来，天空中最后一抹紫罗兰色，成为东星航空悲壮的挽歌。11月30日，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东星航空2312万元的航空器材等资产标的被国航拍走，加上此前已经“接收”的部分飞机和工作人员，国航几乎是把东星航空“一网打尽”。

　　不仅仅是东星响起了挽歌，民营航空业在2009年几乎是哀鸿遍野。奥凯航空在2009年初爆发管理层内战，大股东均瑶集团自报家丑，认为奥凯航空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存在隐患，上报了停飞请示。“奥凯是一个尚在学步的孩子，不仅没人扶一把，反而被人一脚给揣倒了。”奥凯航空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韩晶在痛心不已中哽咽。

　　辗转恢复后，奥凯航空在7月份再陷停航危机，原因依然是股东关系博弈。2009年4月，同为民营航空企业身份的鹰联航空因资金压力，多条航线停飞，直至川航出资2.28亿元重组鹰联航空之后，鹰联航空才恢复了成都到广州、成都到大连、成都到深圳的多条航线。

　　东星航空、奥凯航空以及鹰联航空接连发生变故。最有意思的是，2010年5月份“新非公经济36条”发布，又一次提及民营航空业开放的话题。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在东星航空短暂的正常运营时间里，脆弱的资金链一度成为一只无形之手，时刻在卡着兰世立的脖子。也有人说，兰世立对“空手套白狼”颇为擅长，从最开始“忽悠”来20多架飞机一直到停航，兰靠的只是能言善辩的嘴。

　　2007年，兰世立经营的地产业务——武汉光谷中心花园遭遇资金链危机，兰世立被限制出行，东星航空的贷款信用亦受到牵连。兰世立经常对高管说的一句话是“钱不是问题”，但2007年以后，这句话后面就经常有高管们调侃地对上一句“问题是没有钱”。

　　了解东星航空财务状况的人士回忆，2007年之后，东星再没获得过一笔银行贷款，所需资金的巨大缺口都是通过民间机构的融资来填补的，实际上就是高利贷。2007年底，为了一笔7000万元的高利贷，被兰世立从湖北省委挖来做副总裁的马格胜拒绝在借款合同上签字。“贷款额六七千万元，贷款利息一年翻两倍，我算过账，这相当于每天一台豪华奔驰车扔长江。”马格胜因此离开了东星集团。

　　投资民营航空，兰世立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遗憾的是并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去做。2007年底，岌岌可危的资金现状还没来得及让兰世立反省，全球金融危机来了。

　　“在2009年春节之前，东星航空实际上已经有3个月没发工资了。其实是金融危机坏了兰世立的好事，否则东星航空肯定会卖个好价钱。”在与中航的合作协议签署后，东星航空一位中层管理人士如此表示。

　　事实亦是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中国民航业面临全行业亏损的局面，包括奥凯航空、鹰联航空、春秋航空在内的民营公司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更加显得手足无措，同样也加速了东星航空资金链的断裂。

　　兰世立一直有着尽快做大东星航空的想法。其间，经过牵线，兰世立曾经数次前往香港，与一众投资者接触。有很多次，东星与巨额资金擦肩而过。2007年末2008年初，马格胜与兰世立一起前往汇丰银行与投资人见面。兰世立那次迟到了，汇丰的一名副总裁就在门口等了他大半个小时。

　　2007年底，兰世立在多方牵线搭桥后，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签订融资4亿美元的协议，用于未来几年内购买6架空客A320飞机。晚上在武汉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的庆祝酒会上，意气风发的兰世立一直周旋于国外资本大亨和政府官员之间。有人问兰：“如果以后还不上这些巨额贷款和租金怎么办？”兰世立哈哈大笑、双手一摊，轻描淡写地回答：“那就破产呗。”

　　压垮兰世立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东星航空与通用电气旗下公司GECAS的一场诉讼。2005年底，东星航空计划向GECAS租赁10架空客A320飞机，分三年引进，不过最终只租赁了九架。GECAS称，东星航空从2008年9月起开始拖欠飞机租金，GECAS及通用电气旗下的另外五家公司，最终于2009年3月10日将东星航空告上法庭。

　　截至2009年3月27日，东星航空欠款总额约为5亿元，其母公司东星集团旗下其他业务欠款额约为6亿元，涉及法律纠纷达100多起。

　　航空业是典型的烧钱行业，而资金链风险被兰世立错误地估算了。在几年左支右绌的经营中，兰世立还曾经试图通过上市获得充沛的现金流。如果能够顺利上市，他完全可以头戴“中国民营航空第一股”的桂冠跻身于上百亿身价的巨富行列。

　　但一切在2009年3月份戛然而止。

　　空客中国公司副总裁陈菊明事后回忆，在3家民营航空公司惨淡经营、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当时，兰世立把自己的航空公司建立在“空中楼阁”上。兰世立要的是规模，每天从武汉飞往香港、澳门各一班，照飞不误，加剧了亏损。号称有30亿资产的东星集团，其总部在武汉证券大厦只有一层楼的租场，他自己的公司至今还在租借的写字楼里办公。

　　志得意满时，兰世立登上胡润富豪榜，成为显赫的湖北首富；坎坷到来时，全中国的银行，已经没有人愿意再贷款给兰世立哪怕一分钱。[NextPage]

　　被歌颂的反叛者

　　《福布斯》杂志对兰的报道中，曾赋予他一个企业家群体的印记：“兰世立身上集中了新一代中国富豪的特征，他们有相对较高的学历，懂得利用国际合作伙伴的力量，并使用成熟市场上的财务工具。最重要的，新一代富豪积累财富的过程更有个性，也比前辈更懂得享受财富的快乐。”

　　从接到第一架空客A320到将东星航空委身他人，兰世立一直在跟钱着急，梦魇般的债务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的命运，与债主和银行的斡旋中发生的阴差阳错，不断地跟这位张狂的船长开着不合时宜的玩笑。

　　2007年5月的一个晚上，湖北省政府一位领导对兰世立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劝诫：“第一你不能天天到处飞来飞去，到处接受采访、演讲，多点时间抓好内部管理；第二是要严谨，你要紧开口慢开言，须知祸从口出，说的话、做的事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然而兰世立不仅没有听进去，反而变本加厉地我行我素。2008年，兰世立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因一笔债务纠纷，兰世立为了给武汉市交委施加压力，连续一个星期，每天派出百余名员工到交委办公楼前静坐。而2009年春节期间，兰世立更是多次扬言要搬离武汉，把总部迁往郑州。

　　2009年3月13日，在省领导与国航签署合作协议后，兰世立在武汉突然釜底抽薪地代表公司签发了“严正声明”拒绝中航收购，也让当地政府陷入极度被动和尴尬的境地。

　　不仅是与地方政府交恶，兰世立在与人交往时也处处表现出独裁性格。在被限制出行和被监控期间，兰写了一本自传《东星18年》。其中有一段话，将他的独裁体现得淋漓尽致：

　 　 “反对的人多了，反而坚定了我的信心，与当时开东星一样，如果没有父亲的强烈反对，也许我会打退堂鼓。后来多年的实战经验告诉我，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我甚至有一套理论，在中国你想干一件事，如果有大多数人赞同，那你往往是农民，因为会有几亿农民与你共鸣。如果有少数人赞同你，那你往往是工人，因为工人 为数不多。如果没有人赞同你，你可能是伟人，毛泽东当年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几乎全世界都没有人赞同他，他才把握捷径，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据兰世立早年的下属说，兰在做企业决策时极少采纳团队高管的意见。“他会亲自参与到集团管理的每个细节。东星集团各个机构的业务量，每天用电话或短信向他汇报，他每天要接的内外电话达到300个以上。他甚至直接干预每个产品的定价。”

　　他有独裁的一面，还有讲究排场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兰刚创业时，他为大家配发了统一西服，中国刚出现BP机，他便给公司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配发了一部——要知道当时一个本科生月工资30多元，一部BP机的价格是3000多元，相当于一个本科生10年的工资。

　　兰世立很少开管理层的会议，却喜欢召集所有员工演讲、对话。“我要把我的观念讲给每一个员工听，因为传播渠道再通畅，也不如我直接和他们沟通。讲话不光出成书，而且全部放在网上，让所有的人来看。”

　　在2009年3月21日这一天，马格胜发表了一篇题为《民营企业的13种死法》的博文。文章列举的“死法”有：死于经济危机、死于和政府对着干、死于狂妄和诚信缺失……言外之意直指兰世立与东星集团。

　　东星救主

　　2011年2月份，身陷囹圄的兰世立从监牢里传出一封绝笔信，随即全国舆论哗然，焦点在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回到兰世立身上。

　 　人们心怀惴惴地猜测绝笔信的真实度，但依然相信这是来自于一代富豪内心最深处的哀鸣：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的父亲既不是破产 者，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很有作为而且高尚伟大的人，是一个可以让你骄傲的父亲……旋即，媒体以《东星：丧钟为谁而鸣》作文，回顾了兰世立被抓前后的片 段。

　　在监牢外，一场援救已经展开。因不服民航中南局2009年3月做出的暂停东星航空飞行决定，2011年2月9日，原东星航空大股东东星集团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民航中南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兰世立的昔日部下试图以“民告官”这样的行为，抗争兰世立身上背负的沉重罪名，在民航史上，尚属首次。2月24日，广州市白云区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接近东星集团的人士称，兰世立入狱后，东星集团旗下的酒店、房地产、旅游等业务板块基本停滞，目前正常运营的业务只剩下一个景点。东星集团原有员工6000多人，目前只剩下100多人。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剑敏介绍，东星航空破产终结时，“清算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八十多的资产无故蒸发。”

然而，兰世立抗争的声音显得那么渺小和无助。在微博上，仅有171个粉丝的东星集团的微博显得冷静孤寂，却不间断地发布着关于兰世立本人、关于东星救主的进展。其中一条发布于2月6日的微博是这样写的：“兰世立眼瞧着自己的资产像冰块一样无声地化了，他的眼前一片黑色……一个在押之人，兰世立能喊多远？”[NextPage]

拟上市企业在纠结什么？

                            ◎文/彭晓云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此刻正是一个干载难逢的上市时机。国内创业板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活跃的证券交易市场。香港和纽约交易市场也频现中国企业身影，上市募集金额高达百亿美元。然而，当下的企业家却有着诸多纠结。最困扰他们的不是选择何时上市，而是最佳上市地点。

出海还是留守?

  大 多数中小企业家认为在上海或者深圳交易所上市比较明智，源于国内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一般至少比香港或者美国上市高出两倍。但实际上，估值差异并没有那么 明显。香港和美国的上市是以未来一年净利润计算市盈率，而国内则是以过去一年净利润为基准进行估值。对高速成长的企业来说，以当年利润计算22倍市盈率在香港上市，募集的资金可能比以去年收入为基准40倍市盈率在国内上市募集的资金多。

追求高估值并不是最优选择

  股 票市场的估值水平和国家的政策监管环境都在不断变化，国内上市与香港美国上市的差异也在逐渐收窄。并且与在香港和美国上市企业相比，国内上市企业再度融资 （包括增发、配股、债券、可转债）仍需要证监会审批，过程较为繁琐。企业首次公开上市后，有再次融资需求的公司屡见不鲜。企业必须高度关注和比较不同上市 地点再融资方面的区别。中国市场充满活力，首次公开上市募集的资金和未来未分配利润根本无法满足高成长公司的资金需求。

  另外一个重要区别是国内上市程序从申请到审核历时比较长，企业可能要花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完成上市。以深圳创业板70倍市盈率发行上市的企业为例，根本无法预测三年后的企业能否以如此高的估值水平上市。不可忽视的是，企业海外上市则有其审批过程以及市场制度、后续融资等方面的优势。

  以 香港市场为例，企业选择在此上市，首先是让更多的国际投资者认识和接触国内企业；其次，具体到投行保荐上市的环节，因其行政审批的程序相对少，所以在申请 上市过程中，投行业务部门本身可掌控的时间更多；第三，香港再融的业务发达，数据显示，在香港市场进行再融资获得的资金量已经超过IPO获得的募集资金量，再融资的发达使得上市公司有更好的后续发展平台；第四，企业的资本运作手段会更为丰富，比如企业高管团队的股权激励机制，优先股等方式，对于企业充分利用资本工具会吏有帮助。

  当然，海外上市公司确实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如何适应当地的法规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如何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如何增加与海外投资者的联系等等，宽松的上市审批与高估值，这似乎成了两难。

  中国企业家们在这两端徘徊，有的选择了出海，有的选择在国内等待。而数据显示，天平似乎更多偏向了留守的一方。

  无论是国内上市还是海外上市，还有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不容忽视：上市前有私募股权融资的企业成功率比较高。公司转型为上市公司过程非常复杂，深藏风险。私募股权投资者可以帮助企业铺平上市的道路，降低风险和成本。

  建 议企业选定上市地点之前要全面比较国内和国外资本市场的优点和缺点，包括不同的投资者行为，披露制度和法律责任。最重要的是，上市只是一种融资手段，不应 该成为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以最低的成本募集资金实现企业发展是上市的关键。企业家必须清楚知道如何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市场去实现做大做强的最终目标。[NextPage]

加薪考验中国制造

◎文/林涛

　　当中国的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供不应求时，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有没有能力大幅度提高劳工的薪酬？又是否有足够的话语权将压力通过产业链向下传导？加薪潮正在成为中国制造企业面临的一次大考。

　　“去年全国有30个省市自治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增幅大约在24%。进入今年以来，目前有6个省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今年还会有相当多的省区市要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这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对中国去年以来发生的薪酬整体上涨的阐述。

　 　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提高劳工薪酬，其中既包含着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也不乏各地区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越来越稀缺的人力资源的抢夺。尤其内地各省 份、非一线城市对薪酬大刀阔斧的调整，早已连续多年将西部沿海省份和一线城市的平均薪酬增速甩在了身后。加薪正在成为新一轮资源分配调整的起点，在劳动者 工资单数字的背后，展现的是区域竞争的博弈力量。

　　政府介入劳动者薪酬定价领域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希望通过“劳动力成本提升传导压力”来刺激产业升级的愿望。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原材料价格全面上涨，劳动力价格普遍上涨的浪潮亦同时涌现，毋庸讳言，对于沿海发达城市而言，“刘易斯拐点”确实已经来临。

　　在教科书之中，“刘易斯拐点”论提供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即劳动力要素在无限供应时，由于供过于求而毫无议价能力，而当其供求关系逆转时，其议价权将大幅度提升。但是，与经典的教科书论述中只有城市-农村两个经济部门的模型不同，在中国，我们所见到的经济结构是“国内市场-国外市场”，以及在国内市场中的“城市-农村”两个层次的市场部门。在这一模型中，议价权的争夺战有着更为微妙的力量均衡和更为丰富的层次变化。

　 　必须看到，在农村劳动人口无限供应的漫长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在城市经济部门之外，还存在国外市场因素，这导致中国的沿海城市未必是农村劳动力价格被压低 的最大获益者。恰恰相反，由于在国际垂直分工的经济结构中，中国处于所在的低端制造环节往往处于利润微薄、定价权旁落的不利地位，因此，很有可能在漫长的 中国的外来工入城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是国际贸易部门和国外的消费者。

　　有数据显示，1955-2009年，日本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平均为17.75%，而中国2009年上市公司中，所有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仅为8.9%。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严重低估，即使按照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速20%，至少还可以持续9.29年。

　 　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疑问，即当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供不应求时，劳动力价格向合理回归，中国的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有没有能力大幅度提高劳 工的薪酬？要知道，作为定价权掌握者和最大受益者，当中国的劳工成本提升时，国际资本完全可以采取转移的方式，来继续实现劳工价格最低化。这就是说，中国 的劳动力供求拐点未必是全球的劳动力供求拐点。

　 　从本专题中的珠三角劳动力收支调研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成本提升带给制造业的压力，正开始向贸易商和品牌厂商传递。如果说，前两年制造企业还在忧虑 如何争取贸易商和品牌商的订单，那么现在，则轮到了贸易商和品牌商主动找工厂帮忙生产。长期以来，它们都是整个产业链条中利润最高的环节，当劳动力成本大 幅度上升，每个中间商都面临选择，要么利用其品牌影响力说服客户和消费者为增加的成本埋单，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传递到下游、甚至终端消费者，要么它便 需要从自己的利润空间中挤压出一部分消化这部分成本。

　　那么，作为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左右的出口大国，中国是否有实力在全球供应链条上议价，以此系统性地提升中国贸易的竞争力？而另一方面，如果要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企业能力的升级，又应该如何处理薪酬手段所难以触及的问题呢？[NextPage]

深情与薄义的交织，智慧与愚蠢的对决，自私与恩抚的碰撞，一次又一次的家族企业内斗，证明了其巨大的破坏力。而这里，正在上演一场家族战争。。。。。。

继承者的家族迷途

◎文/田倩平

  春三月，傍晚，一辆黑色奥迪A6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驶往市区。

坐在车后排的迅捷集团总裁徐鹏，刚结束10天的欧洲考察，但此刻，他没有丝毫倦意。10天里，与各方投资机构的周旋谈判令他的大脑仍然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车子尚未下机场高速，他就给弟弟徐凯打了个电话：“你人在哪？我刚下飞机。见个面吧，一小时后，我在公司楼下等你……对，老地方。”

鸿门宴  

仅半个小时，徐鹏就到达了位于滨湖东路的鼓浪湾酒店。徐凯还没有到，空出来的这一点时间，正好能让他整理一下千头万绪的思路，想想接下来的谈话内容。

迅 捷集团的主要产品是“真正适合中国人的运动服装”，其研发和生产的运动服装在国内同类企业中一直占据领军地位。在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的运动服装产业，疯 狂的“价格战”让这个行业里的企业利润所剩无几。为了让迅捷有一个健康快速的发展，徐鹏承受着巨大的上市压力，而这种压力迫使他马不停蹄地跟各国的投资机 构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谈判，“风光的背后往往是心酸。”他自嘲地想着。

以前每次出差回来，他都要跟弟弟在这里喝两杯，边吃边聊让他感觉很亲切。五年前，从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回来的徐鹏也是在这家餐厅，跟来接自己的弟弟吃了第一顿饭。那时，兄弟俩无话不谈。但不知从什么时候仿佛有了隔阂，沟通越来越少。现在除事务外，几乎没有交集。

想 到这里，徐鹏不禁有些伤感。由于自己很早就外出求学，小自己一岁、性格内向的弟弟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他来承担的责任，包括帮助父亲打理家族事业。也因此，徐 鹏对弟弟总有一种愧疚心理。但如今作为整个集团的掌门人，却由不得他掺杂过多的私人感情，犹如眼下这桌由他亲自摆的“鸿门宴”。

正当徐鹏出神时，徐凯推门而入，面带疲惫地坐在了他的对面，“这几天的考察怎么样，法国那边有什么合作意向吗？下午我去人才市场了，今年的工人真不好招，不光工资普涨，应聘的人都屈指可数，这民工荒不知道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徐 鹏有些不忍，但还是开腔了：“徐凯，生产这边的重心，我已经跟你强调过了，现在要高度重视研发和设计服装款式，至于制造，可以找合适的代工工厂。”停顿了 一下，他又稍稍缓和了一下语气，“今年夏季运动服装新品的设计进行的怎么样了？我们的老对手特速，今年的春季新款上市后，消费者反响非常好。相比较，我们 无论款式还是色彩都差了许多，第二季度可不能再落后于人了啊！”

说到这，他又想起了一件事，“青岛市政府年初招标的CBEA国际锦标赛项目，竞标结果出来了么？”

徐 凯顿时面露难色，“这次送过去的样品，说是衣领部分的设计不太符合运动员的需求，被淘汰出局了……你也知道，我对研发设计这方面不是很在行，所以挑选样品 的时候也把不了太多关。这次有好几家国际大品牌都参与了竞标，恐怕我们入围了，胜出的几率也不大。”徐鹏有一点血往上涌的感觉，但还是强忍住怒火，有些沉 重地说道：“徐凯，现在做服装不比从前了，设计和营销跟不上，随时会被市场淘汰。你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在制造工厂上耗了多少资金吗？现在外贸订单几乎不接，养着这么多工厂没有必要。我已经想好了，今年80%的 工厂都要关掉。凭我们掌握的行业资源，找别人来代工既省心又省力。现在服装的利润点都在品牌和设计上，这个环节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这次去法国，我已经跟几 大运动服饰的设计总监接洽过了，近期可能就会引进合适的人选，全面负责迅捷产品的设计和品牌推广，到时会拿出一部分股权作为激励。为了今年上市，我们已经 做了三年准备了，决不能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徐凯显然没有想到哥哥会说出这番话，有些诧异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关掉工厂？这可是我们十几年的根基。再说了，引进职业经理人来负责设计，那我做什么？”

徐鹏尽量放缓语气：“这个决定我已经跟爸爸商量过了，他没有意见。至于你，我觉得目前的水平和能力可能不太适合担任设计方面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出去进修一下，提高一下企业管理方面的素养。其他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明天在家庭董事会上详细讨论。”

徐凯没有发作，但他的语气已经极为不悦：“你们都已经通过气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是要商量把我送到哪里吗？我跟爸爸在公司做了近十年，怎么说也还是有些经验的吧？你怎么保证外来的和尚就能念好经？”说完，拂袖而去。

接班烦恼

与此同时，人在厦门总部办公室的迅捷集团董事长徐兴邦同样坐立不安。

下班之前，他接到了刚下飞机的徐鹏的电话，对于具体的上市程序，徐兴邦没什么疑问，但徐鹏在电话中提及的“鸿门宴”，还是让他隐隐有些担心，不会闹家变吧？回头想想，今天这出剧，五年前似乎就开始酝酿了。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白手起家的徐兴邦，凭着勤劳精明，用20年的时间，将一家外贸出口企业做成了年销售额过亿的服装集团。五年前，深感年龄、精力和发展思路有些跟不上的他，开始考虑找接班人的问题。

福 建商人浓重的传统观念让他从一开始就把希望锁在了长子徐鹏身上。这也符合实际情况：二子一女中，长子徐鹏从小脑瓜灵活、思维活跃，是理想的接班人选；相比 之下，次子徐凯体弱怯弱，优柔寡断，徐兴邦虽然一直将其留在身边，但并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把整个企业交给他；至于小女儿徐婕，就更不在考虑范围内了，一则家 业向来传男不传女，二则作为最小的孩子，徐婕自小骄纵任性，并不适合担任企业掌舵者。

那个时候，刚回国的徐鹏满脑子都是技术报国的热情，作为世界名校自动化专业的高材生，他顺利获得了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技术骨干的职位，准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大展拳脚。

而徐兴邦则一直殷切地期望着大儿子的归来。当时，迅捷集团的年销售额已经连续好几年在亿元关口徘徊，加上其他几大国产品牌相继加大广告投入和市场推广力度，迅捷的市场占有率急剧下滑。为企业发展四处奔走的徐兴邦大病一场，徐鹏最终接受了父亲的召唤，回归到家族企业。

为了给长子铺好路，在徐鹏正式回归之前，徐兴邦对公司股权进行了划分：自己保留董事长职位，手握30%的股权；长子徐鹏、次子徐凯各20%，妻子王春梅和女儿徐婕拥有余下的30%。与此同时，他还给所有的家族股东定了一条规定：凡是涉及公司战略方向和核心成员内部矛盾的，必须召开由五名成员参加的家庭股东会，决议获多数票才能通过。这已经成为了徐氏家族的“家庭宪法”。

这个安排虽然称不上完美，但基本达成一致。而从徐鹏进入迅捷那一天开始，徐兴邦就有意识地将一些重大项目交给他来操作。徐鹏也不负众望，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广建渠道，带领迅捷从偏安东南的区域发展到了全国27个省市，成为全国著名服装品牌，并将盈收规模做到了20亿。

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令徐兴邦倍感欣慰，放心地卸下了担子，将公司交由徐鹏管理，自己则退居二线。然而，随着迅捷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意料之外的状况开始频频出现。

首 先是次子徐凯。虽然自己并不具备把迅捷做大做强的能力，徐凯还是一直很努力地帮父亲处理着公司的各种事务。哥哥空降而至，并从一开始就被放在总裁的位置， 这让他的信心倍受打击。此外，徐兴邦为了树立徐鹏在公司的地位，经常有意无意地淡化忽视徐凯，甚至将他从市场渠道调到冷门的生产制造部门，这令他从情感上 难以接受。时间一长，兄弟俩越来越疏远。

其 次就是三年前，女儿徐婕毕业加入迅捷集团。由于迅捷当时正在大力拓展电子商务渠道，徐婕的男友——电子商务专业出身的张兴浩，也被推荐加入迅捷。在张兴浩 的推动之下，迅捷建立了本土服装企业第一个自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年业务规模成倍增长。这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徐婕过分看重男友在公司的地位，屡屡 到父亲那里邀功要职，并利用自己财务主管的便利，给张兴浩大开绿灯，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

身为大哥，徐鹏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不好苛责；但身为公司总裁，他又无时不刻不希望改变这种混乱状况。这次出国考察与几家投资机构的深入洽谈，令他最终下定了人事改革的决心。

兄妹反目

与弟弟不欢而散后，回到公司的徐鹏随即给准妹夫张兴浩打了个电话：“明天要开家庭董事会，有些情况需要跟你先沟通一下。”电话那头，张兴浩毕恭毕敬，“徐总，有什么事您说。”

“这次去法国，我考查了一些上市公司的运作体制。按照计划指标，我们的业务系统还需要调整一下。目前电子商务这一块，虽然发展潜力很大，但总体规模偏小，而且赢利点也不够清晰。我认为，目前还是合并到市场部比较合适。近期我们会引进一位经验丰富的CMO，全面负责产品市场推广，你到时多多配合、向他学习。等以后时机成熟了，我们再把电子商务平台独立出来运营。你对这个安排有什么想法吗？”

电话那头，张兴浩语气平静，几乎听不出有什么情绪：“徐总，这是你和公司的安排，我没什么意见。”

“好，听到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明天晚上开家庭董事会，你记得跟徐婕说一下。”放下电话，徐鹏松了一口气。

正当徐鹏揉着太阳穴准备清醒一下时，手机铃声放肆地响了起来。拿起来一看，是妹妹徐婕打过来的。摁下接听键，徐鹏还没开口，一个高达70分 贝的女高音便在电话那边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徐鹏，你什么意思？凭什么解散兴浩的部门？你别以为自己是总裁就可以为所欲为！我知道你安的什么心！你不就怕 别人干得比你好，功高盖主嘛。你这是嫉贤妒能！爸爸吃你那一套，我可不吃！什么上市计划？现在我们合起来还能跟你叫板，真等投资机构进来了，我们怕是连话 都说不上了吧？你这么做事，早晚要弄的众叛亲离！别忘了，我现在还占15%的股份，手上还有一票话语权，妈肯定是听我的，二哥也不会答应你这么做，就算爸爸站在你那边，你也别想得逞！不信，咱们就明天家庭董事会上瞧吧！”说完，啪的一声卦了电话。徐鹏没来得及说一句话，耳边就只剩下嘀嘀嘀的电话盲音。

对于妹妹的兴师问罪，徐鹏早有心理准备。如今，结果跟他预料的没有任何差别：除了父亲，弟弟妹妹都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自己和父亲的股份加在一起也只有50%，现在唯一能争取的就是母亲的支持了。但母亲向来疼爱妹妹，能在这个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么？

窗外闪烁的巨幅LED电子屏上，正在播放老对手特速的新品广告。这个迅捷的老冤家，因为年前IPO成功，如今正豪气地拿着大把资金，大打广告战，肆意抢占市场。想想迅捷资金紧张的窘境，父亲和自己多年来辛苦的坚持，弟弟妹妹的不理解，再加上极有可能付诸东流的上市计划，徐鹏觉得自己正在走入一条无尽的迷途。[NextPage]

40岁出问题，43岁被发现，45岁被判刑，56岁被释放———《中国富豪特别报告》如此概括问题富豪的灰色轨迹。这份报告还显示，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家电和零售行业依次是出现问题富豪最多的行业。

过程阳光：问题富豪的创富警示

◎文/陈昌成

  1月20日下午，当“百富榜”炮制者胡润出现在一个主题为“财富的榜样”的论坛上时，现场立刻骚动起来。  

在会议现场安置的微博墙上，已经出现了女粉丝颇为大胆的感情表白。此时，这名来自英国的年轻人把自己深深埋在宽大的沙发中。这也正如“百富榜”之外的隐形富豪，始终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闪烁不定，胡润自称很无奈。

最新一期的“胡润百富榜”研究显示，中国已经有1363名企业家资产突破10亿元人民币。“这只是冰山一角”，胡润说，“至少还有这个数量级别的富豪没有出现在榜单上。”

“一部分是低调，不愿意露富。”胡润表示，“而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露富，这些人不敢对外，因为一对外可能会出问题。”

关于这个话题，胡润在1月18日发布的《中国富豪特别报告》里作了更多探讨。

这是胡润第二次发布“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报告显示，自“胡润百富榜”1999年首次发布以来，登上百富榜的富豪人数上升至1882位，其中98.7%的上榜企业家仍带领企业健康发展，而“问题富豪”有24位，占上榜总人数的1.3%。

胡润研究发现，45岁是问题富豪被判刑时的平均年龄，“平均40岁出问题，43岁被发现，45岁被判刑，56岁被释放。行贿是上榜富豪入狱的最主要原因。”

脆弱的问题富豪：

房地产业成重灾区

“百富榜”一度触动了中国人那根敏感的神经，这也让那些上榜企业家很纠结，或者揪心。

2000年9月，胡润计算出任正非的财富数字，就将相关信息传真到华为公司，不料收到华为发来的一张律师函。而每次在榜单发布之前，胡润研究团队总能收到很多来自企业的“干扰”信息。

“我们才明白牛文文的那番话。”胡润表示。

对“胡润百富榜”，时任《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除了担心“资料获取不准”外，还担心另一个问题：“中国人不喜欢露富也不喜欢富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艰难，富豪排行榜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

更严重的问题来自上榜企业家的“意外”落榜。第一位就是牟其中。

在胡润发布的第一期中国富豪榜上，牟其中排名第16位，财富10亿元人民币。

牟其中从500元起家，用500车厢滞销的轻工品从前苏联换回4架图-154民航机，自称赢利8000万到1亿元，媒体认为其个人财富最高时曾达20亿元以上。

就在上榜当年，这个放言“皮革换飞机”、“发射俄罗斯卫星”、“制造运算速度在10亿至100亿次之间的芯片”、“把喜马拉雅山炸个缺口”的传奇人物被武汉警方刑事拘留。2000年5月，他以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被改判18年有期徒刑。

“中国商人很难做到独善其身，而与政治家为伍又前途未卜，做到像洛克菲勒家庭一样代代相传就更难了。”牟其中在狱中说。

“牟其中的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牟其中当年在南德的得力爱将之一、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在 《野蛮生长》一书中如此评价。

牟其中的遭遇也引发了冯仑对“原罪”的思考。冯仑坚持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源发性疾病。

“你 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发牌的，我们是接牌的。如果是个赌场，政府肯定是要赢的，所以我们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你手上那副牌打好。如果你说牌桌不合理，那么你就走人 到国外去，越南成本低你就到越南去。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政府发的牌弄明白，最后把自己手里这副牌出好。任何一个地方的民营企业跟政府都是这个接牌和发牌的关 系。”

然而，冯仑所在的房地产行业恰恰是 “问题企业家”出现的重灾区。“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官商生态存在着严重问题。”评论者刘鹏表示。

《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显示，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家电和零售行业依次是出现问题富豪最多的行业。其中地产行业有9人，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有4人，家电和零售行业分别有2人。

2002年10月底，《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在这一年，媒体把“胡润百富榜”称作“杀猪榜”，这促使胡润从榜单制作者逐渐转变为中国经济的思考者。

胡润强调自己更认同冯仑的“原罪说”，而不是后来多数人理解的 “道德上、财务上最初的错误”，也不是郎咸平等人把原罪定义为用不正当手段行贿牟取暴利，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的错误在于“把现罪也加在了原罪头上”。

“富豪落马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复杂、多层次的事件，把一切归因于个人道德不合适。”

对于“杀猪榜”的称呼，胡润认为上榜和落马并不存在一种因果关系：“该死掉的猪，不管上不上榜，都会死掉的。”

“胡润百富榜是不是‘杀猪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好多猪没有长大就死了？或者说这些肥猪到底是吃了什么，到最后是如此脆弱不堪？”胡润说。

三代企业家：

从财富榜到财富的榜样

过于看中财富结果的社会导向，必然产生企业家放弃或者轻视对财富创造过程的价值判断。

“我不着急中国赶超不了美国，我着急的是，中国人学不会做一个好富人的本领。做好一个穷人，有骨气就行了，而做好一个富人，则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灵魂。”牟其中在狱中如此感慨。

先问是非，再论成败。易凯资本CEO王冉判断是否是财富榜样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创富过程是否阳光，“这个角度更加重要。”

“让创业的过程更加市场化，靠自由市场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靠创新来获得市场的收益，而不是靠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灰色的资源来创造财富。”王冉表示。

“第一代进出口企业家、第二代房地产企业家很多需要 ‘漂白’、‘上岸’的过程”，而让王冉觉得庆幸的是，“第三代以互联网精神创业的企业家，其创富的过程清清楚楚。”

“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我们终于有可以经得起阳光检验的企业家群体。”王冉补充道。

2009年8月26日，胡润首次发布《中国富豪特别报告》，主要目的是为了与大家一起探讨“问题富豪”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报告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其中一篇文章指出：“绝大多数富豪没有出事，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因为，10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一个企业的财富质量。它充分说明，那些引领中国企业创富潮流的上榜企业家们，确实不乏精英才俊，总体上是值得人们信任的。”

我 们有充分的理由反对权贵资本、权钱交易，也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一切财富都能经得起法律和道德的检验，但是，我们不能唱衰自己的企业家和财富精英。毕竟，当代 的中国能够上富豪榜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胡润表示，“我们应该重视一些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不能因为极少数上榜富豪的‘落马’，就戴上 有色眼镜去看所有成功的企业家。”

“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是值得尊敬的。”胡润表示，那些因为创造和拥有了巨额物质财富而上榜的企业家们，绝大多数本身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财富”，各类富豪榜仍然应该是“光荣榜”而不是“杀猪榜”。

在“财富的榜样”论坛现场，胡润丢下了最后一段话，“我们对榜单上的富豪属相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属相最多的是兔子。你现在怀孕、生孩子，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会上百富榜。

谁会去怀疑呢？！当胡润离场的那一刻，骚动又开始了。[NextPage]

紧缩之下，宏观经济冬去春来？

◎文/胡蓉萍

  宏观数据从未像现在这样牵动人心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7%，相比于去年全年10.3%和今年一季度9.8%，经济增长各项指标超预期，经济增速放缓，但未出现明显放缓。“经济增速下降，但下降得还不够”，法国兴业银行中国经济师姚炜在其名为《经济依然过热，政策不能置之不理》的报告中表示。

而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5.4%，创32个 月新高，通胀依然堪忧。为应对通胀，央行也已九次上调准备金率，四次加息。但市场中出现了“紧缩过度”、“挤出了中小企业”等质疑之声。“紧缩并没有挤出 中小企业，原来没有新增，现在就也没有压缩，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中长期新增贷款的下降、大型国企和房地产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经 济研究亚太区联席主管屈宏斌4月13日对本报表示。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则在他最近一篇题为《冬去春来，识盈虚之有数》的宏观经济报告中判断：中期内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将从公共部门和房地产投资逐步转移到私人部门的投资上来。

或许，滞胀不会到来，新经济周期的启动正在酝酿。

紧缩了谁？

“不把通胀压下来，什么都没得谈，财税没法改革，经济结构更没法调整。”中信银行金融专家刘维明表示。

高通胀率面前，央行一直在不断收缩货币供应的红线。企业的融资成本一再上升。

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2.24万亿元，同比少增3524亿元。“按去年3:3:2:2的季度贷款投放要求推算，今年全年的人民币贷款增量将达到7.47万亿元。”农业银行战略管理部资深分析师付兵涛说。

今年信贷的增速和增长的总量都是下降的，但这一下降的背景是2009到2010年信贷增速异常高，并且绝对投放量创出了历史纪录。

央行4月14日首次公布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加4.19万亿元，同比少增3225亿元。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今年社会融资总量将保持在合理水平，预计为14万亿元左右。

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国有企业并未感受到紧缩的压力，但中小企业已经被大范围“挤出”。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测算称，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紧缩力度相当于贷款利率至少加息3个百分点，中小银行信贷按基准利率至少上浮30%。

但央企一位财务方面负责人告诉本报，紧缩让央企的利润压缩，资金将配置到更有效率的部门。

屈宏斌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直以来存在的，并不是在当前紧缩环境下新近出现的，而且这个问题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货币政策是控制总量的，而非结构。

高善文也有和上述部分经济学家相反的判断，他认为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在扩张，私人部门在增加杠杆。“被挤出的是哪些投资呢？”高善文自问自答，“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竞争力不高的私人部门投资，以及一部分公共投资。”如果他的判断准确，那么这显然有利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

一位银行相关业务部门人士也印证了他的判断：“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还是价格杠杆发挥关键作用，银行没有非要贷给国企。规模就这么点再不卖个好价钱利润计划完不成了。”

冬去春来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研究总监刘利刚认为一季度数据表明尽管经济增速略有减缓，但中国经济仍在迅速增长。澳新银行维持全年经济增长9.6%的预测。

海关总署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8003亿美元，同比增长29.5％，累计出现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为中国6年来首现季度贸易逆差。这被一些经济学家解读为去产能化过程的基本结束和内需的强势。

而去产能化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而新的经济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则是产能短缺。

另外，根据行业分析师的相关产业报告，传统行业过去三年的新增产能很少。水泥、整车制造、家用电器、纺织服装、钢铁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状况在过去三年有显著缓解，其中相当部分行业近期甚至出现了产能短缺的征兆。

根据电力行业分析师的相关报告，2011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可能会继续提升5%-10%，2012年之后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将继续显著回升，2009年可能就是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在最近几年的最低点。

电力部门是重要的传统周期性行业之一，其产能利用率数据对于中国经济处于产能周期的何种位置具有参考意义。“这些微观的情况也说明上一轮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去产能化——可能已经结束，新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即产能短缺和兴建初露端倪。”高善文在其报告中称。

另一个可以印证经济新周期启动指标是正在逆势上涨的PPI，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7.1%，3月份PPI上涨7.3%，环比上涨0.6%。在PPI指数内部，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裂口在近期明显扩大，显示下游行业盈利在改善。

高善文乐观预计年内经济增速将波动上升，总体维持在10%到11%这一较高平台上，通胀将总体可控，经济周期会在“跌跌撞撞”的试探中启动。

紧缩将继续

和对经济能否顺利增长的分歧较大不同，多数经济学家仍认为紧缩应该是继续。“不是紧缩过度，而是紧缩还没到位。”刘维明说。“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依然强劲，可以忽略信贷紧缩带来的影响，加上强劲的进口增长支持消费，可以为紧缩留下更多的回旋余地。”屈宏斌15日表示。

他4月1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量化紧缩政策将年内信贷增长控制在16%以下。预计未来三个月存款准备金率将再度上调100个基点，并针对违规银行提高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结合月度贷款配额措施，到年底信贷增速将由目前的同比17.7%进一步降至16%以下。

这将使存款准备金率上升至历史新高，平均超过20%，目前均值为19.5%，大银行为20%，中小银行为18%，这会有效抑制银行的放贷能力。

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3.98万亿元，同比多增545亿元，而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银行的存贷比在下降。一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余额存贷比为65.72%，为2008年底以来最低。

这意味着，目前从整体看，银行体系的资金并不紧张，受存贷比监管指标约束大的主要是部分中小银行。

显然，为了继续引导货币信贷向常态回归，也需要维持相当的对冲力度。

彭文生认为，数量型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率仍将是控制流动性的主力。他预计二季度央行再次提高基准利率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因为基准利率的进一步提高将有利于控制3月CPI创新高对通胀预期的影响。[NextPage]

周小川：持开放态度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文/严婷

  在4月14日的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央行对人民币升值态度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对于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每个国家都应该做出努力，中国也愿意推动人民币汇率朝着促进经济再平衡的方向继续努力。

加入SDR“确实有一定的压力”

“对于强劲的平衡的可持续增长，G20达成了共识。我们确实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在这个新的增长框架中做出努力，做出应有的贡献。所以我觉得，至少朝着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一步尝试，进一步努力。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周小川告诉本报记者。

在今年2月巴黎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期间，周小川曾表示，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部门完全有能力改善自身来抵御人民币升值压力。他举例称，在与一些制造出口企业交流时，谈到人民币升值3%企业是否能够承受得住，这些企业一开始都表示无法承受。但当人民币真的升值3%的时候，那些企业事实上都能够通过调整和改善而存活下来。

周小川在本届博鳌亚洲论坛上也表示，中国愿意推动人民币汇率机制更加灵活。但对G20提出的人民币应加入SDR的建议，他表示，中国“确实有一定的压力”，人民币加入SDR一揽子货币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作进一步准备，但中国将继续推动货币改革，推动人民币可兑换的发展。

面对汇率问题必须公正

面对G20平台上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周小川表示，一方面，这与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努力相一致，但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因。

“若 从经济结构调整、国内追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来讲，例如更好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升消费，使收入分配更向消费者倾斜，那么这个压力和中国调整内部经济结构 相一致。但从另一方面讲，汇率问题的背后总有一种声音，即产生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究竟赖谁的问题。这必须公正，不能自己出错后在别人身上找原因。“其实即便 这样找了原因也没用，因为下次你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周小川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起源于金融市场混乱、缺乏监管，以及经营机构不审慎。“如果想把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视为导致金融危机的主因，并作为今后克服金融危机主要纠正政策的内容，这是我们不赞成的”。

中国不追求100分答卷

由于4月15-1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参加了多场讨论，周小川并未参加同期在华盛顿举行的G20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而是由副行长易纲出席。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就衡量全球经济失衡参考性指南一揽子指标的量化方法和标准达成一致。

“不管这些指标体系怎样确定，我看一些大型经济体，中国、美国等多数都在一些指标上存在问题：有的国家是财政赤字，有的国家是储蓄率，有的国家是贸易不平衡，所以我想中国的心态需要平衡一些，不追求一个100分的答卷。”周小川表示。

而上述指标，则来自于2月中旬G20巴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所确定的六个指标，它们被确定为衡量全球经济失衡的最终指标。除了周小川所说的财政赤字、私人储蓄率(储蓄率)和贸易账户(贸易不平衡)指标，它还有公共债务、私人债务，以及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指标。

据悉，G20下一步将率先对7个国家进行评估，七国包括“G5”——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德国，以及两大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和印度。[NextPage]

一季度新疆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     文/袁蕾

    4月2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2011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2011年一季度，新疆国民经济总体呈现持续较快增长的良好态势，实现生产总值（GDP）920.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11.5%，比全国高1.8个百分点，创“十五”以来同期新高。

    全区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农林牧渔业产值143.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工业生产效益同步向好，由于天气原因，全区资源性企业普遍开工较晚，一季度全区工业生产呈现低开高走态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481.1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5%，非石油工业成为拉动全区工业增长的主力，主要产品产量增长较快，企业经济效益继续攀升。

    固定资产投资开局良好。一季度全社会投资总额为207.1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9%，增速同比提高10.4个百分点。民生领域投资高速增长，在19省市对口援疆项目的推动下，城镇固定投资中以住宅建设、居民服务、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文化、体育和娱乐等为主的民生类工程共完成投资26.28亿元，增速达到70%，比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高52.9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投资1.98亿元，增长近2倍。民间投资持续增长，去年以来，政策优势引发全社会对新疆投资的关注度显著提高。新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优越环境，也给招商引资带来了历史机遇，民间投资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一季度，民间投资完成59.81亿元，增长24.1%，比全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7个百分点，拉动城镇投资增长7.4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加大。一季度，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1%，比全国高3.8个百分点，增速同比提高7.3个百分点；全区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31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54元，增长24%，比全国高3.4个百分点，创2006年以来同期增速新高。

    物价总水平上涨较快。一季度，全区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同期上涨5.4%，比全国高0.4个百分点。分月度来看，1、2、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5.4%、4.9%、5.9%，环比分别上涨1.4%、1.3%和0.5%，环比价格涨幅逐月收窄。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新闻发言人王贵荣说，食品和居住类仍是影响新疆一季度CPI上涨的最有力的两个推手，二者约占CPI涨幅（5.4%）的91%。

  一季度，我区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地方财政收入207.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9%；对外贸易大幅增长，全区进出口贸易总额44.82亿美元，增长65%；消费品市场保持稳定，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0.3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7%。[NextPage]

易纲：当前经济主要问题是通胀压力增大

◎文/李丹丹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16日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通胀上行压力增大，中国政府为此采取了综合治理策略。下一阶段，中国将继续保持宏观经济的连续性，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他是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第二十三届部长级会议时做出上述表示的。该会议主要讨论了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基金组织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问题。

易 纲指出，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但金融危机的遗留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各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发达国家应尽快着手解决财政可持续问题，采 取更有力措施降低主权债务风险，加快银行部门改革和重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需要综合和灵活运用逆周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及资本项目 管理政策等措施来应对大幅资本流入、通胀上升和资产泡沫等挑战。

在谈到基金组织改革时，易纲指出，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是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各国应加快对2010年份额与治理结构改革方案的审批程序，确保其在明年基金组织和世行年会前生效。基金组织应继续在管理层的遴选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易纲强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积极稳妥地推进。短期内应积极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全球流动性调控等挑战。长远看，应积极研究改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和原则，储备货币多元化，特别是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代表性以客观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更好发挥其潜力，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

另据新华社报道，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１６日在２０１１年度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上指出，当前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均衡，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各国应发扬同舟共济精神，加强互利合作，努力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平衡发展。

周小川：准备金率调整不设上限

◎文/吕锦明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出席博鳌论坛的一个活动时表示，目前国内通胀压力明显，央行将采取多种方法克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偏高的问题，这是当前货币政策适当收紧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同时强调，这一政策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

周 小川表示，作为调控通胀重要手段之一的利率政策不是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国际上流动性非常充裕，“如果利率政策用得太多、太猛，就可能会导致大量热钱流 入。”他同时强调，利率市场化并不会对银行业的利润造成重大影响，“实际上，对银行利润影响最大的还是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经济周期和资产质量。”

对中国存款准备金率是否已提高到极限的问题，周小川表示，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何种水平取决于多个条件，条件发生变化，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力度和空间也会变化，根据国际经验，也没有明确的尺度，“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存在绝对的上界限。”他说。[NextPage]

判断中国房价：想说降价为何不容易？

◎文/王玉光

        4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巩固和扩大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效。此前，国务院已派多个督查组对地方进行实地督查。

    带队对浙江和福建进行督察的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小苏透露，“中央认为，以城市住房为主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全局，必须在控制通胀的同时下决心解决好房价问题。”

    对 中国房价及房地产业发展趋势的迷惑与判断，再次成为当前热点话题之一。一方面是英国经济学人集团研究机构“未来十年刚性需求仍然强劲”的判断，另一方面是 决策层对各地房价调控目标的严加督查；一方面包括北京在内的一线城市成交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房价稳而不降；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复苏遭遇多重不确定因素影 响，另一方面是中国信贷政策向稳健化发展……在多重矛盾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楼市将向何处去，中国房价真的会迎来拐点吗？

变异的军令状

    公布房价调控目标，本意是地方政府立军令状，表明落实调控的决心，却无意间戳穿了降房价的预期，扭曲为变相的“托市”。

    应年初“国八条”房地产调控新政要求，各地选择在最后时刻集中发布2011年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这原本是地方政府落实调控所立的“军令状”，却在现实中扭曲成变相的“托市”。

    在数百座已公布房价“控涨”目标的城市中，仅北京提出“新建普通住房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其余城市无一敢提“降”字，大都依据上年GDP增幅，以“10%”为涨幅上限。吉林省榆树市甚至一度提出“同比涨幅低于50%”的调控目标。

  房价“控涨”目标反成“挺涨”，引发舆论哗然的同时，已至“冰点”的房价上涨预期开始反弹升温。

    有开发商告诉记者，之前限购、加息等一系列调控，已使楼市成交量大幅下滑，一些“绷不住”的开发商看空市场前景，本已打算降价“保命”，但地方政府的“房价调控目标”使其重获希望——“连地方政府都默许房价会继续涨，我们还急啥？”

  同时，自年初各地住房“限购”政策实施以来，包围楼市的购房观望氛围在二、三线城市开始出现松动迹象。阳光100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范小冲据其各地项目表现告诉记者，在二、三线地区，“一些该买房的人已对降价不抱幻想，提前结束了观望期”，房价甚至还出现“微涨”。    

    “降”字难求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公布的上述房价“控涨”目标是一份“失诚意的答卷”，“从根本上暴露其缺少真正落实调控的诚意和动力”。

  让一位研究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若按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平均涨幅，仅有2007年才超过了10%。“现在，这么多城市都把今年的房价涨幅目标设为10%，是不是说过去涨得还不够？这是调控还是调涨？”

    记者调查发现，舆情普遍聚焦于各地房价调控目标中鲜有“降”字。这与大多数人对调控效果的期待明显不符。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近日撰文指出，“短期内，一线城市房价下降才是合理的”。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则对记者表示，各地在确立房价调控目标之前，“应该先把过去几年房价上涨的真相告诉社会”。

    众多房价“控涨”标本中，北京“稳中有降”的决心和勇气备受推崇。在业内人士看来，北京之所以敢于提“降”字，在于“技巧”和“实力”。

    北京提出“新建普通住房”稳中有降，这6个字寓意深刻。可以理解为中高档商品房不在政府控制之列；其次，普通住房可以包括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和建在五六环外的普通商品房，这些低端住房均可以摊薄整体房价。

    此外，北京实施全国最严的住房限购政策，将外地人的购房资格设定为有5年的社保、个税记录。就在房价“控涨”目标颁布之前，北京还大幅提高了房地产项目土地增值税预征税率，由此前的1%至2%，提高到2%至5%。这项政策重点针对的就是楼盘涨价。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的“新建普通住房”已有明显降价压力。成交量大幅度减少的同时，打折促销楼盘日渐增多。这印证了上述业内人士的判断：“北京一定能够实现稳中有降的房价控制目标”。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却是“想说降价不容易”。

    南京市在房价控涨目标中提出了两个“低于”——低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11%），低于2010年度全市新建住房价格涨幅（10.4%）。当被问及为何不能用一个“降”字代替两个“低于”时，南京市建设口某官员直言“太敏感”，拒绝过多表态。

    私下里，一些地方官员告诉记者，实际上对房价下降“不抱信心”，更担心房价下降会影响地方经济。因而，最好的定调办法，就是“向周边看齐”。但又“没法跟北京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此前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听取民意，对已公布的房价调控目标酌情调整。在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副总裁胡景晖看来，这意味着“中央对各地2011年房价调控目标实际上并不满意”。

    北京提出“新建普通住房”稳中有降，这6个字寓意深刻。可以理解为中高档商品房不在政府控制之列；其次，普通住房可以包括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和建在五六环外的普通商品房，这些低端住房均可以摊薄整体房价

“控涨”之弊

    为什么会出现房价“控涨”反成“挺涨”？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是因当前房地产调控仍旧未触及“根本”。

    自2011年 初房地产调控以来，范小冲看到市场出现三种变化，却都是令其“看好后市”的理由：一是投资投机性购房比例受到抑制，但居民购房意愿并未改变；二是地方政府 房价控制目标公布后，楼市观望气氛趋淡，看涨预期升温；三是受限购政策“房票”时代影响，购房者行为渐生变化，冲动型购房需求减少，终极置业、一步到位的 购房者增加。

    王 小广也根据长期观察得出结论：“当前推动房价上涨的因素和环境并没有改变。调控力度并不像舆论宣传的那么大。”但在他看来，相比去年，今年调控力度已明显 加码，体现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一系列货币政策的运用。“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这是在‘消除房价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

    胡景晖最近到许多省会城市出差，看到当地房产成交量普遍下滑的同时，也发现这些城市仍在大量拆迁旧城，建设新城，基础设施提升迅速，众多一线品牌地产商蜂拥拿地，这种盛况让他丝毫看不到未来房价有下降的可能。

    “房地产调控到今天，如果不触及一些根本性问题，比如说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的问题，中央和地方财政税收关系的问题，政府、企业和个人收入分配调整的问题，调控基本上仍是死胡同，房价也不可能降下来。”胡景晖说。

    一些对当前调控持积极、乐观判断的业内人士则认为，当前的房价调控目标是“以政策换时间”，是带有“临时交通管制”性质的过渡性举措，旨在为未来三五年内保障房的大举入市争取时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表示，“2011年是‘市场和保障’两种住房供应机制衔接的关键之年”；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看来，“限购”等房价调控政策的推出，实际上恰恰意味着“（政府）要在短期内完成住房供应结构的调整和改革”。

    然而，仅作为权宜之计的过渡性调控政策，其短期性、局限性颇为明显。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前诸多调控措施均遭遇市场层面的破解和化解。

    以要求提供社保、个税记录的住宅限购政策为例，目前已在诸多城市催生了“黑市”交易。厦门市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地一张一年期税单，黑市交易价格为2万元。有些高端楼盘甚至随买附赠；北京市一家大型房产中介公司的多位经纪人也向记者承诺，交5万元费用，可协助办理5年期的社保、个税补缴材料，从而变相获取购房资格。

  限购政策还将大量购房需求挤向非限购城市。一些三、四线城市地产商从中找到商机。在4月9日北京市春季房展会上，记者在现场看到，160多家参展商中，来自北京周边的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以及山东省烟台市、威海市的旅游度假型地产项目成了展会上的主角。这些项目的销售人员频繁叫卖的口号，即“不受限购影响”。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各地实施住宅限购以来，楼市资金转向非限购城市、商业地产和海外购房的趋势明显。在北京春季房展会上，来自海外20多个国家的楼盘推广格外吸引眼球。

    另一项遭到破解的调控措施，是“一房一价”政策。据此前发改委要求，各地将于今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 《商品房明码标价规定》。该政策核心是约束开发商随意涨价行为，规定楼盘开盘前要先申报预售价格并备案，涨价须重新申请。但在一些先行城市的实践中，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开发商采取“先报高价申请备案、再二次定价打折出售”的方式，轻松规避了管控。

    范小冲告诉记者，虽然不排除调控措施遭遇化解的现象，但“并非主流”；胡景晖则表示，“钻政策空子”现象的存在，说明中国房地产调控还需与法制建设同轨，重点是加大违规者的惩罚力度。    

    涨价控制权

    除北京外，各地房价调控目标似乎均传达出“房价不会降”但涨幅会控制的信号。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控制房价的涨幅？

    多数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表示，如果仅从“数字”上做文章，地方政府确实有许多控制房价涨幅的手段，如抑制市中心中高档楼盘入市、加大郊区低价位楼盘供应、把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回迁房计入房价统计，等等。

    据了解，目前在北京，政府已不给单价超过3.5万 元的楼盘发放预售证；武汉市美联地产公司总经理卞涛也告诉记者，当地房管部门对高端项目、高价项目发放预售许可的审批时间明显更长；无锡市某国有房企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也证实，当地在发放预售许可证时，也对高价楼盘、别墅类项目格外吝惜，有些企业甚至因为审批流程过长蒙受损失。

    “最关键的问题是，地方政府自己确定的房价控制目标，最后由谁来审核？”在胡景晖看来，如果都由地方政府自己来核算，那最后无非是“从文字游戏变成数字游戏”，没有实际意义。

    然而，简单说地方政府不想调控房价，也不尽客观。记者在对多位地方官员的采访中了解到，在“调控房价”和“建设保障房”两个军令状面前，各地今年落实房地产调控确实面临诸多“两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黑龙江省发改委主任宋希斌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黑龙江省2011年计划开工建设105万套保障性住房，所需资金约为1160亿元；而黑龙江省2010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过1073.3亿元。保障房建设资金筹集压力非常大。

  宋希斌给记者算账：计划争取中央补贴资金80多亿元，全省各级政府拿出120亿元，企业自筹、减免税费600亿元。最后还剩下300亿元缺口，希望通过商业银行贷款、个人和社会筹集来解决。

    宋表示，由于保障房用地全部实行无偿划拨，已使地方政府放弃很大一部分土地收益。再加上正值房地产调控，也将对各级政府财政税收产生一定影响。保障房建设无疑是一场“攻坚战”。

    湖南省娄底市市委书记林武也告诉记者，娄底市目前对保障房资金的筹措，“主要还是靠土地运作”。中央收紧地方融资平台、要求调控房价，无疑都会影响当地的土地运作，对保障房的资金获取构成压力。

    在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看来，“接下来日子最不好过的，不是开发商也不是银行，而是地方政府”。“如果没有保障性住房，地方政府可能觉得日子还过得下去。但现在不行了，七八月份如果还没建的话，就要被问责。”

  此外，从宏观层面来看，下一步导致房价上涨的某些不确定性压力，也是地方政府所不能控制的。

    王小广认为，未来房价走势最不确定的因素，是“今年到底会投放多少信贷”。 信贷控制不住，房价就会上涨。

    王小广告诉记者，决定信贷投放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货币需求，即投资需求。“我现在越来越担心，投资需求在‘十二五’期间依然会很强烈”。

    而在任志强看来，今年房价上涨的另一个推力来自土地供应。“去年国土部门要提供18万公顷的土地，最后只完成了69%。开发商分到4万公顷；今年土地供应大概在10万公顷左右，开发商能分到多少？估计也就是3万公顷多一点。”任志强说，“这意味着明年不会有太多的房子（上市）”。

房价变数

    调控压力下，楼市成交量已呈下滑之态。尽管调控政策尚未松动，但通胀压力下，房价走势渐成下一个悬念

  胶着数月后，楼市以“量跌价稳”回应各地仓促出炉的调控目标。

    北京市最大的房产中介机构链家地产数据显示，2010年3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量为4846套，同比下降53%。4月份首周，北京二手房网签量为1216套，日均203套，较3月同期日均网签量下降超过4成，创2009年以来日均网签量最低。

    “综合目前市场各方的态度，预计4月二手房市场将延续3月份的低迷。”链家地产首席分析师张月表示。

    成交量的下挫显然不是调控目标，但楼市价格依旧难以撼动。在已经出台房价调控目标的多个城市中，只有北京提出普通住宅“稳中有降”的口号，且明确将楼市分为保障房、普通住宅和高档房三个层次。而大多数城市，依旧将房价与GDP挂钩，态度暧昧。

    2011年4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浙江调研时对楼市调控再次表态：中央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标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定的，各级政府要切实担负起责任。

    尽管决策层措辞坚决，但分析人士认为，国内宏观经济与国际复杂形势同样成为中国楼市的重要变数。“我觉得地产走势要看两个指标，CPI和PPI。”4月10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表示，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地产的影响或将在两个月后显露。    

    房价调控的变数

    楼市僵局难破，监管层的相应动作也在进行：4月6日，央行宣布加息。分析人士认为，虽然通胀预期是引起此次加息的主因，但其对于楼市的影响也将比以往更为明显。“这算是中央政府的变相表态，就是对调控不满意。”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副总裁胡景晖对记者说。

    在此之前，国务院派出多路调查组，分赴各地调研楼市。在此过程中，房价控制目标由虚转实，最终确立在10%左右。限购令的出现，曾令地方政府与开发商陷入窘境。但上报房价控制目标，则让地方政府有了发力点。

    “这个数字反而促成观望期的结束，达到了新平衡。”阳光100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范小冲表示。

    诸多房价调控目标中，北京提出“稳中有降”，范小冲认为这一提法“很有智慧”。“这一要求只针对普通商品房，对高档房并无要求，其实比较容易实现。”范小冲说，“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是对的。”

    4月10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一次小型聚会上表示，现在判断楼市走向为时尚早。在他看来，房价涨跌取决于两项数据：CPI和GDP。

    任志强近期与美国著名投资人罗杰斯有过一番长谈，两人均认为中国的CPI不会下降。“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宏观调控不会松。这也意味着对房地产政策不会轻易放松。”任志强说。

    而从去年至今，中国的GDP则一直在下滑。任志强预测，其将从去年一季度的11.3%落至8.5%左右。“利比亚和日本等国际因素还没有真正反映到国内。”任表示。他近期与多家大采购商有过接触，如国内空调企业远大集团，其产品部分关键零部件全部从日本进口，但目前仅有3个月库存。

    任志强认为，如果不能保证原料供应的话，到6月份时GDP很可能回落，进而导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适度放松。“到时候，不管房地产政策再怎么紧缩，这两个政策如果放了，对房地产来说会略有改变。至少货币不会那么紧缩，不然会出问题。”任说。

    GDP将对中央决策层提出严峻考验，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财政仍是调控会否转向的最大变数。任志强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因为土地卖不出、钱回不来而撑不住”。

    北京作为2010年土地财政的最大受益者，也无法摆脱此种窘境。知情人士透露，2011年北京西城区的土地储备贷款为400亿，“而北京最大的区财政收入才有230个亿，所以一定靠土地才能还清贷款”。

  但按照规律，楼市降价后，土地市场也将惨淡。“如果不能依赖土地财政，那今年融资平台就会出问题，保障性住房目标也不可能实现。”任志强说。[NextPage]

   陈晓的四重面孔

◎文/蔡恩泽

陈晓简介

　　1996年，创建上海永乐家电，任董事长。

　　2005年10月14日，永乐在香港上市。

　　2006年7月，国美电器宣布并购永乐家电，陈晓担任国美电器总裁。

　　2007年12月14日，国美宣布通过第三方机构收购大中电器。陈晓成为国内最大的家电企业掌舵人。

　　2008年11月任国美集团总裁兼任董事会代理主席。

　　2009年1月16日起，陈晓出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同时兼任总裁。

　　2010年6月28日起，国美董事会同意公司主席兼总裁陈晓辞去总裁一职，陈晓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

　　2011年3月9日，陈晓辞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职务。

短短几年中，陈晓身上显现出的戏剧性，恐怕很少有职业经理人能企及。直至今天被资本抛弃离开国美，这个令人扼腕的悲剧性人物陈晓，将是他在公众眼中最后一个角色吗？

　　2011年3月9日， 刚刚归于平静不过数月的国美电器又发布“更改董事”的公告，称陈晓将辞任包括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执行委员会成员兼主席以及授权代表在内的全部职务。理由还是那个意味深长的需要“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虽然陈晓的离职传闻早已满城风雨，但是这一消息的发布还是令不少人感到突然，更何况他的继任者正是他的老对手张大中。三年前，时任国美电器总裁的陈晓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接管大中电器，大中电器掌门人张大中拱手将企业卖给国美。想不到三年之后，陈晓和张大中又在国美旋涡的裹挟下互换了角色。

　 　在短短几年当中，陈晓身上显现出的戏剧性，恐怕很少有职业经理人能企及。几年时间，将永乐电器推向国内家电零售连锁第三的位置，陈晓是牛仔式的创业英 雄；当与摩根士丹利签下对赌协议的时候，陈晓被评为冒失的野心家；当永乐向国美无奈地举起白旗时，原永乐董事长陈晓受聘于黄光裕出任国美、永乐合并后新国美的首席执行官，他是身段柔软的失意者；黄光裕入狱，他危机中掌舵国美，是一个以被收编的身份“打工”，却挽救国美于危难的职业经理人；2010年那场众所周知的国美大戏当中，陈晓又变成了乘人之危、僭越身份的小人；直至今天被资本抛弃离开国美，这个令人扼腕的悲剧性人物陈晓，将是他在公众眼中最后一个角色吗？

　　冒进的创业英雄

　　1996年末，从事家电批发业务的永乐公司宣布因决策失误而倒闭。任常务副总的陈晓联合原永乐属下三家经济实体等12个自然人，共同投资600万元重新建立了家电批发公司—上海永乐家用电器联销有限公司，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那个曾在上海市场雄踞一方的永乐电器。

　　同一时间，日后的家电巨头黄光裕已在北方完成了国美电器的连锁架构，另一巨头张近东则在南京把苏宁电器的经营规模发展到了15亿元。相比之下，永乐从诞生之日似乎就已经晚了。

　　但是，陈晓却不这么认为，永乐避开国美和苏宁的锋芒，放弃批发，专攻零售，在上海首创大件商品无偿送货服务，迈出了连锁经营的第一步，1998年永乐全年销售额实现4亿元。

　　1999年，永乐开始进军全国，甚至挑衅性地将触角伸向苏宁的地盘外围，在南通建立了连锁店。此后又经过三年时间，永乐年销售额一举达到160亿元，坐上了家电行业老三的交椅，而在上海市场，更以65%的市场份额独占鳌头，无人匹敌。

　　2004年9月，永乐获得国际资本大鳄摩根士丹利5000万美元注资，凭借雄厚的资金，永乐相继并购了河南通利、四川成百家电、厦门思文、台湾灿坤。然而，地盘的扩张，表面的繁荣，也为陈晓的事业埋下了隐患，永乐的经营随着激进的扩张政策而陷入危局。

　　从2005年夏天开始，永乐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以上海为轴心一路旋转着向外扫荡。在一连串的并购动作后，永乐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不少区域性零售企业的通病——在发家地是无可争议的老大，而一旦进入其他区域，则遭遇商品结构、人才、物流、信息流乃至企业文化的诸多瓶颈。

　　此时，当初为5000万美元与摩根士丹利签下的对赌协议开始显露出凶狠的一面，如果永乐继续运转下去，就要履行“对赌协议”的承诺，几年后，永乐势必被摩根士丹利控股。摆在他面前的是两条路：要么被收购，要么继续在资本陷阱里苦熬。

　　陈晓的选择令不少业内同行感到意外，2006年7月25日晚，一手创办了永乐家电辉煌的陈晓由总裁变成了打工者，永乐被国美以52.68亿港元全面收购。

　　识时务的失意者

　　虽然商业法则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但是永乐和国美联手确实令人意外。

　　就在永乐投向国美怀抱的前几年，作为家电销售巨头的国美抢占永乐的地盘，永乐亦偷挖国美的墙角，双方在跑马圈地的竞争中，寸土必争，互不相让，两家的员工更是曾经在上海大打出手，一度以淋漓的鲜血为竞争开道。

　　2005年上半年，永乐把触角伸向国美的老巢——北京，直接在国美的眼皮底下发动零距离竞争。在永乐五棵松店“谨慎”开业时给供货商的商函中表示，誓将开业顺利进行，其隐含之意就是提防国美破坏。

　　当2006年7月国美宣布全面收购永乐时，人们更多的是惊诧：昨天双方还扬言要凭价格战拼个你死我活，今天永乐怎么就突然举旗投降了？

　　据业内人士分析，促成国美和永乐合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与百思买(Best Buy)抗衡。2006年5月，百思买以1.8亿美元收购了国内第四大家电零售企业五星电器，下一个目标直指老三永乐。

　　兵临城下，国内家电巨头们的火并热情自然大打折扣。陈晓在当年7月上旬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对中国家电连锁业的前景表示了担忧。他认为，国美、苏宁、永乐家电三巨头再这样拼打下去，肯定会三败俱伤。

　　做不了老大就投靠老大，陈晓“务实”的选择得到了不少投资者的赞许。易凯资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微博)评价说：“与其不尴不尬地跟在老大老二后面，不如成为老大的一部分。赢不了敌人就加入敌人，这是对股东利益的最高忠诚。”当时在国美、苏宁、百思买、永乐四强对垒的格局中，永乐最后胜出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如果不能成为王者，成为王者的一部分，何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

　　陈晓也认为中国家电的竞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赛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跑到终点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屈身投靠国美，是他意识到自身的能力，无力与国美、苏宁抗衡到底。

　　从老板沦为打工者，从独断专行到看老板脸色行事，陈晓很快就适应了角色的转换。另外，除了迅速适应北京的气候与环境以外，陈晓还把一口地道的上海话迅速转换成了普通话。

　　来到国美的两年多时间里，陈晓无可置疑地履行了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职责。刚到国美，陈晓便立下了“2007年不完成1000亿的目标就下岗”的“军令状”，这份“军令状”要达到的数字，被业界认为不可能完成。许是因为这份“军令状”，黄光裕完全把国美电器操作层面的事务交给了陈晓，他自己则更专注于资本运作和集团发展战略。

　　此后，在陈晓的推动下，国美先是从苏宁手中横刀夺爱，成功抢夺大中；而后又是曲线收购三联商社，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而国美电器与三联集团之间那场历时数月的股权之争也已成为财经事件“娱乐化”的著名案例。

　　“完美”职业经理人

　　2008年12月7日下午，北京正是寒意逼人之时。而位于北三环中路上的国美电器马甸鹏润店，正举行着国美成立22周年的庆祝活动。这场庆典意义非凡，自11月19日突然传出了黄光裕出事的消息后至今，陈晓对内鼓舞士气，对外提升供应商信心，带领国美度过惊心动魄的20多天。

　　黄光裕被带走“协助调查”之后，内忧外患的国美已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般的拯救行动。

　　黄光裕神秘失踪，引起外界对国美的极度恐慌和猜测，各种版本的流言此伏彼起。11月24日深夜，国美总裁陈晓当即召开全国紧急视频会议，会议讨论了对媒体、供货商以及普通员工的统一口径，并根据会议内容形成纪要，即日下发至遍布全国的门店。

　　11月25日晚，陈晓对全部员工群发邮件《致全体同仁书》，要求员工“在各种传言铺天盖地的非常时期，保持前所未有的高昂斗志和乐观必胜的坚定信念”。

　　此时的陈晓，已经以第二大股东、总裁的身份主持全局，处理危机。“我想强调，据目前公司所知，国美电器与针对黄光裕的调查并无任何关联，我们也没有受到任何有关部门的相关问询。”在媒体吹风会上，陈晓镇定表白，话语间在黄家与国美之间已经作出了切割。

　　国美电器新闻发言人何阳青也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自从2006年国美收购永乐之后，集团的日常运营工作就一直由总裁陈晓主持，黄光裕更多的是考虑公司战略规划层面的事情。作为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国美电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非常完善，因此，黄光裕接受警方调查事件并未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任何影响。

　　陈晓借助国美良好的运作体系和强大的执行力，使国美渡过危机。在当时的状况下，黄光裕对于陈晓所做的“创始人”与“公司”之间的舆论切割并未反对。经过短暂的动荡与不安之后，国美正式终结了“黄光裕时代”，开启了“陈晓时代”。

　　认识陈晓和黄光裕的人评价，他们二人的风格俨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后者霸气、张扬，前者相对低调、务实。陈晓“归顺”黄光裕后，他的“平和”与黄光裕的“霸气”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一度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一个互补团队。

　　黄光裕入狱，陈晓主政，这段时期的国美开始从强势姿态转向怀柔策略，战略的重点也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兼顾利润率。

　　陈晓在业界有“铁算盘”之称，他不仅深谙家电连锁市场，更是有着上海人独到的精明之处。上海家电商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韩建华这样评价陈晓，“他给人的感觉稳重、儒雅，不会杀气腾腾。但实际上他思维十分敏捷。”

　　陈晓掌舵国美后，迅速制定了2009年的策略，对外优化供应商合作关系，对内优化门店网络资源，即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国美将不再仅仅依靠门店数量来获得增长动力，而将以提高单店经营质量为优先考量。

　　国美主管文化和品牌传播的副总裁何阳青告诉媒体，陈晓掌舵后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优化与供应商的关系，采取配套措施，使供应商的投入产出比最大化。

　 　除了对国美业务经营部门进行改革外，国美还在总部成立了一个编制有五六十人的门店再造中心，负责研究门店如何效益最大化，包括门店形态和布局、商品的摆 设、产品的引进、各种流程、消费者对产品的需要和购物体验等。如此大量的分析工作，足见国美“新掌门人”陈晓对门店效益的重视。

　　争议旋涡中的野心家

　　陈晓引发黄光裕的反击，关节点在于引进“第三者”贝恩资本，这是陈晓动摇黄光裕大股东地位的一块石头，严重地触怒了黄光裕，最终决定以大股东的身份与陈晓一搏，想方设法将陈晓赶出国美，铲除后患，才能最终捍卫黄光裕家族的利益。

　　2010年8月4日19时30分左右，身陷牢狱的黄光裕突然出招。国美电器收到了黄光裕全资控股的公司发来的一封信函，要求国美电器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撤销当年股东周年大会通过的授权，撤销陈晓及孙一丁在公司董事会的职位，并提名邹晓春(微博)、黄燕虹为执行董事等。

　　9月28日，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在香港召开，根据股东大会的最终表决结果，罢免陈晓职务等议案未能获得通过。黄光裕提出的5项议案中，撤销配发、发行和买卖国美股份的一般授权以54.6%获得通过，而撤销陈晓、孙一丁的董事职务，及委任邹晓春和黄燕虹为执行董事的提案均未能通过。但由于撤销董事会增发授权得以通过，黄光裕所持的国美32.47%股份将不会再被摊薄，仍是国美第一大股东。基金股东贝恩资本的三名代表，包括贝恩董事总经理竺稼成功重选为非执行董事。

　　从当时的场面来看，双方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平手。随着铜锣湾国美股东大会一锤定音，喧嚣数月之久的国美控制权之争第一阶段终于落下帷幕。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陈晓已于12月26日离职”的消息开始现身于网上，国美以及陈晓最初的表态一致：说法不实。但这再度引发了外界对陈晓淡出国美电器的权力核心的猜测。

　　有媒体报道，京东商城首席执行官刘强东曾在微博上感叹：“刚看到陈晓的‘离职’感言，记得几个月前我就告诉一个管培生：陈晓必败！因为他把赌注放在投资人身上，一定是被基金当枪使了！”

　　一语成谶，春寒料峭中，陈晓就被逐出了国美。

　　陈晓的下一站将去哪里？他大起大落的事业曲线将如何找到落点？

　 　对于陈晓离职后的去向，有消息称自春节之后，陈晓一直在上海展开一项全新的事业，进军中国家居用品、饰品连锁零售行业。无论真假，创业也许是他接下来的 必然选择。正如他不久前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上所感叹：“在中国，很多民营企业上市以后，企业的创始股东和原始职工之间的财富出现了一个巨大鸿沟。创 始股东投入的原始货币资本通过上市得到价值增值放大，但以职业经理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则很少出现价值增长。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大多数职业经理人是非常冤屈 的，创业股东对职业经理人一直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自己创业能否解开陈晓心里关于“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死结，陈晓的故事未完待续。[NextPage]

破解职业经理人荒 关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文/纪荣宇

          大量海外并购的失利直接暴露出了我国企业严重的“职业经理人荒”。尽管这个成本和代价过于高昂，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就是政府和企业都认识到了加速培养国际化职业经理人迫切性。

相对于明显的“民工荒”而言，职业经理人的短缺是隐性的。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下，加之有30多家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的行业，“职业经理人荒”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和忽视。

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近两年，我国海外并购势头发展迅猛，已经从2002年的2亿美元，迅速上升至2008年的2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总投资的50%。但在2008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也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2008年4月，中国平安保险收购比利时的富通投资，涉及金额高达21.5亿欧元，不到一年，这笔投资账面浮亏就高达227亿元人民币，几乎赔完所有本金。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也不得不承认：“公司将谨慎对待海外扩张。”

　 巨 大的并购损失暴露出中国企业治理水平低并且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事实，同时也反映出中国职业经理人整体素质不高和数量严重不足的深层次问题。尽管通过“矬 子中拔大个”的办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和隐藏职业经理短缺的问题，但是却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给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 甚至是灾难。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提出，到2015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3500万人，到2020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4200万人，但并没有说明我国现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基数。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已是700多万家。在不考虑我国企业数量增长的情况下，即使全面完成了《纲要》提出的目标，到2015年，平均每家企业的合格管理人员也不足5人；到2020年，这个数量不超过6人。

　 更加不容乐观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大量人才从政府机关流向企业、从国有企业流向民营企业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于现实利益和价值取向的改变，更多的人才倾向于总报酬更高、更稳定的政府和国有部门，加剧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高层管理人才紧张的局面。

　 严重的职业经理人荒不仅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失利的直接诱因，同时也是我国企业发展质量不高的深层次原因。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的瓶颈性因素。

　 企 业是国家的经济细胞。因此，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应当以破解“职业经理人荒”作为切入点。一是要尽快通过全国性的普查摸清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底数，建立职 业经理人数据库，同时进一步打破影响经理人市场化配置的政策性和体制性因素，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职业经理人人才市场；二是要以行业为基本单位制定职业经理 人的准入标准，整合社会上有一定规模和技术实力的人才测评机构，积极探索社会化的职业经理人评价制度，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和风险；三是要改革现行的初次分配 制度和体系，缩小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垄断企业管理人员和其他企业职业经理人在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促进人才向有活力、有成长性的企业流动；四是 要提高商学院培养实战型职业经理人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以中央企业为依托，建立职业经理实践培养基地，为更多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提供到国内一 流企业挂职锻炼的机会，促进其视野的开阔和管理能力及水平的提升。

全球薪情--摩根士丹利延付60%年终奖金

摩根士丹利1月21日宣布，将延迟支付2010年员工年终奖金的60%，这是该行首次公开披露延期支付奖金的整体比例。

　 经济学家表示，摩根士丹利延期支付奖金的做法，旨在绕开金融监管机构即将出台的 “限制华尔街以现金形式发放奖金”的新规，但客观上抑制了银行家和交易员因追逐短期利润而采取的过度冒险行为。高达60%的现金延迟支付比例，超出了市场预期。

美国纽约博伊登全球猎头公司金融服务业务主管珍妮·布兰托弗表示，“从2010年的奖金发放形式上，我们将真正看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变化。这将成为以后各大金融机构的通行做法，尽管各银行延期支付奖金的细节差别很大。”根据奖金规模的不同，大型金融机构延迟支付年终奖金的比例，预计将在20%至60%之间。布兰托弗表示，尽管摩根士丹利60%的延期支付比例很高，但也许将成为未来业界的标准。

　 目前，美联储、美国证交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其它美国监管机构，正按照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要求金融机构制定各自的薪酬规定，最晚须在2011年4月底以前出台。 （李瑞）

东莞国企高管年薪或涨至60万元

东莞市市属企业高管年薪制，最快将于今年春节前出台。据东莞市国资委主任梁建新透露，今年一旦执行年薪制，市属企业高管平均年薪或提高至60万元。

“一方面按照业绩说话，另一方面又要涉及到平衡多方利益，这个事情比较难做，但是有了进展，我们需要一步一步来做。相关详细政策很快就可以看到，最快今年春节之前出来，如果赶不及也可能春节后出来。”梁建新说。比如，即将出笼的市属企业年薪制框架下，高管平均年薪将控制在60万元左右，最高可以达到62万、63万元。

　 为了更好衡量此次薪资标准，东莞市国资委要求，市属企业在2010年底上报高管的薪资水平。目前，2010年东莞市属企业高管已经将薪资状况汇总到国资委，算起来平均年薪30万元。

为何定在60万元，梁建新解释说，现在实际上是新制定了企业激励机制。

据了解，目前东莞市市属企业的高管，有部分不止在一家公司任职，有的还同时兼任控股子公司的董事长等职位。如东莞路桥总公司总经理尹锦容，同时兼任上市公司东莞控股董事长。尹锦容2008年从上市公司方面拿到的薪水为76.28万元，2007年为73.59万元。[NextPage]

雄鹰展翅待风起

                      ◎文/兵企联

严忠德 新疆福泰钢结构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福兴彩板有限公司总裁，和田市玉河商品混凝土﹝砂石﹞有限公司董事长。

自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末，在江苏先后任国企党委书记、厂长、中外合资企业董事长、市人大代表。2001年 为响应党中央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到新疆投资创业、新建工厂。数年来企业从无到有，从大到小，规模一年强于一年，效益一年好于一年。新疆福泰钢结构有限公司 具有国家颁发的钢结构施工二级资质证书，数年来承接了新疆大量国家重点工程，如：独山子石化工程、乌鲁木齐西站改造、新疆化肥厂改造、精河国家粮库工程的 大型钢结构工程。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十年来在兵团各师团可算是到处开花，硕果累累。先后参加了兵团石河子天业集团、博乐新赛股份、阿克苏青松建化、五家渠 新发铝厂及多个团场的工业厂房及生活设施建设。由于具有科学的设计观念、先进的机械装配、强大的施工队伍、严格的质量管理，所做工程深受用户欢迎。

2010年7月为响应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号召，投资2700万元与农十四师合作，在和田新建了和田市玉河商品混凝土﹝砂石﹞有限公司，严忠德本人驻扎和田指挥一班人马，奋战86天。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工厂。这种苦干实干速战速决的精神，得到了农十四师干群的一致好评。公司2010年销售值首次超亿元，今年有望达1.3亿元。

目前公司正在与北京市政府援疆指挥部进行洽谈，探讨双方合作开发和田市的有关项目，相信通过双方的努力，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为增进双方的合作，增强自身力量，促进和田发展，为新疆的美好明天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图/新疆福泰钢结构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福兴彩板有限公司总裁，和田市玉河商品混凝土﹝砂石﹞有限公司董事长。)[NextPage]

今天的阿里巴巴是十年以前做的，今天我们要想五年以后会怎么样，十年以后市场会有什么变化。假如你今天还在忙着今天的事情，你的企业会越来越难做。

马云：叩问十年后我们需要改变什么

◎文/马云

　　每年年底我们都听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其实最主要的， 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不要去抱怨，而是改变自己，适应这个变化。既然你来了这个世界，你就要适应这个世界、时代。以后的企业家越来越难做，你想作为一个成功的官员、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你的心态、作为，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必须有不同的思考、必须积极乐观地看待未来。

　　叩问十年后

　 　我们做企业，经常说我明年要干嘛，后年要干嘛。但我们从来没想过十年以后要干嘛。很多人说阿里巴巴做得真不错，其实我们做得一般，做得不错是因为十年以 前我们做的决定，这十年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目标的实现。今天的阿里巴巴是十年以前做的，今天我们要想五年以后会怎么样，十年以后市场会有什么变化。假 如你今天还在忙着今天的事情，你的企业会越来越难做。

　　十年以内，企业社会都一定会有大问题。今天我们很多问题在往后推。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要思考。2011年、2012年 你今天开始担心，也已经太晚了。你要担心的是三年以后怎么办、五年以后怎么办？假如再有一次金融危机、一次社会动荡，你能不能扛过去？这个问题，大家要去 思考。我也在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十年以后，成为中国经济主导的力量，一定是民营企业。我不太喜欢用国有企业这句话。我认为今天的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是政 府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我们才是“国有”企业。经常讲国有企业资产流失，我们民营企业的资产难道不是中国的？我们都是。所以，今后真正的国有企业， 那就是我们今天被称为民营企业的企业。

　　现在的政府企业跟我们民营企业在抢市场，他们做得不错，我们表示尊重，不要怪别人。这十年以来，政府企业发展的速度确实很快，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我的几个朋友，比如中海油(总经理)的傅成玉，有那么多优秀的国有企业，今天的国有企业不容易。我们的政治觉悟不如人家，海外魄力不如人家，人家讲政治、讲企业，我们光讲企业讲得那么乱。

　　所以我们十年以来国有企业赢了，总是有道理的。而最后你相信你是社会的主导力量，你相信你的企业有用，你相信我成为整个中国经济的主导部分，只要你信并且去做，你就是。

　　假如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成功是政策，我们再要等待政策的话，行不通。民营企业是靠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做企业，绝不能为今天而做，必须为十年以后做。

　　我们需要改变什么

　　21世纪做企业跟20世纪做企业不同。企业包括浙商在内，我们最善于寻找机会，有一个机会我们用好了就成功了。但是到了21世纪，企业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我为社会解决了什么问题？客户要的是什么？客户要的是体验。客户要的不是服务。经常说，我们的服务很好，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客户还是不满意。

　　我跟同事讲，很多饭店门口有20个姑娘站在那儿说“欢迎你”，她们是没有表情的，你说我请20个 姑娘在门口欢迎你，服务多不多？客户要的是真正的感受。产品要问的是价值。你的产品跟别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创新？公司问的是，我对社会用什么来贡 献？假如你把客户体验、产品价值、公司贡献做好了，我相信这个企业会好。什么是公司的社会价值？有你这个公司和没你这个公司有多大的区别？假如没有多大区 别，当然企业不一定要想为国家、社会解决什么问题，为你们家、为你们邻居、为你们街坊、朋友能做好，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民企希望在21世 纪做成功的话，有些问题一定要思考。十年以来阿里巴巴内部常用一句话，就是“东方的智慧、西方的运作、全世界的大市场”。东方的智慧，就是价值体系、做人 的诚信体系。这是企业的底线。守住这些底线，你才会发展。西方的运作，去思考西方在人才运作、资本运作、市场运作上所有的能力，必须全球去看这个世界。我 们要学习管理，这七八年以来我花的最多的是在管理上。别人看到的是淘宝、阿里巴巴，而我看见的是由内而外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加强自己学习的管理。

　 　一个企业做战略，我们经常说“明年我们的战略”，我听见这个词就知道这个不是战略，根本没有明年的战略。战略是基于远景，五年、十年以后你判断世界是什 么样的世界，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切目的围绕那个方向去做。有远见的人一定是乐观的。而乐观的人，一定能迎接各种挑战。

　　做企业要有感恩心态。我们今天的世界一定不是最好，也肯定不是最坏。倒回去十年五年，你还能做出今天的成功吗？未必。你的成功是你的努力吗？未必。是这个时代，是这个国家，是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你带来的。

　　重新定义商人

　 　今天的商界，所有人认为商人就是唯利是图的。我们这一代商人，一定要改变这个形象。如何改变？我们感恩、敬畏、团结。只有这样，我相信我们今天对中国的 社会促进作用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政府官员、任何艺术家、建筑师，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社会对我们的看法。其实看法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真正地促进 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今年关注最多的也是生态系统—两个生态：第一个是自然生态，长江、黄河、水、森林的环境是我这两年讲得最多的。这些破坏了，再建是很难 的。原始森林和人工林对大气的处理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等绿色环境完全破坏了以后我们后悔就晚了。而我们今天要反思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让环境更好。第二个是商业生态。从富士康事件到国美股权斗争，到360和腾讯互斗，我们今天的商业生态也在发生激烈的改变。简单地讲，企业家要存感恩的心态，做事业是一种姿态。

　　所以做企业实际上做的是生态、姿态和心态。21世 纪企业真正要做的，是做好企业。做好企业，是有幸福感的。什么是好企业？客户满意、员工幸福、股东放心。企业未必做得大是好事，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痛 苦。做好企业，一个优秀企业是持久的。当你看到员工满意笑脸、客户满意地离开你这个地方，股东对你信任越来越大，这就是好企业。

　　天在变。我们自己要比天变得更快，预测到未来可能会怎样。第一要乐观，第二近期内毛病一定会很多。我们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机会。几千万的就业等待着我们。中国最大的资源绝不是煤、石油，而是13亿 人的脑袋，我们现在提的是“脑矿经济”。所以未来我充满信心，麻烦一定很多，十年以内一定有大麻烦，一两年以内小麻烦，能过得去。我相信别人过得去，我为 什么过不去？如果别人过去了，我没有过去，就是我不对。民营经济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应该去做我们不愿意做、不肯做、又不得不愿意 做的事情。这一天会来。今天民营企业被打得稀里哗啦，但十年以后，民营企业一定是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对此，我深信不疑。(本文系作者在2011上海市浙江商会年会上的演讲稿)[NextPage]

“代 际”的涵义，无论在流行话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显得比较混乱，但以下三个基本特征是公认的划分标准：一是共同时间，他们必须共同生活在某一时间段内；二是 共同空间，必须共同存在于某一共同的民族、国家或文化空间内，空间内部分代的主要指标有相当的一致性；三是必须有相对一致的群体性格，经历了共同的历史事 件或历史时刻。比如西方就有“二战后一代”、“婴儿潮一代”、“X一代”等，中国则有“建国后一代”、“文革后一代”、“独生子女一代”。

　　在国内，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十年为一断代，比如50后、60后、70后、80后等常见说法。但代际间的区分有一定的模糊性，有时是相互交叉和可变的，本刊调研发现：比起流行的XX后说法，1976-1985年出生的人群划分更具代际特征。

85后的颠覆性

　　                                             ◎文/王勇

“过渡一代”

　　我们将1976-1985年出生的人称为“过渡一代”，有着相当充分的社会学依据。

　　卓越领导力学院执行长陈建宏认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娱乐和宗教，是学术界公认的支撑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七大支柱，代际的划分也要从这七个因素入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这七个因素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1976-1985年出生的人正是这一变革的亲历者。”

　　1973年，中央财政开始计划生育专项投入；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停考10年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同年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1992年，邓小平南巡，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启动了中国的第二轮经济增长；1994年，房改启动；1997年，香港回归，互联网进入中国；1999年，澳门回归，高校扩招，大学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几乎在一夜之间便由高度的理想主义转向了极度的现实主义。而众所周知，人的成长历程中，有一些相对重要的年份。比如12岁左右步入青春期，15岁左右升高中，18岁成人，22岁左右大学毕业，三十而立等等。1960-1975年出生的人，基本上每个点都踩准了，读书赶上高考恢复，毕业遇见小平南巡和互联网创业潮兴起，受益于改革最多。

　　但1976-1985年出生的人运气似乎就差了一些。下述这个在网络世界广泛流传的段子，某种程度上可看作对“过渡一代”的沉痛总结：

　　“夫80后 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逮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硕博相继，数年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十年无休，披星戴月，秉烛达 旦，蓄十万。楼市暴涨，不足购房，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抑郁成疾。医保曰，不符大病之条例，拒赔。乃倾其所有，入院一周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友怜 之，赊三鹿一包，冲而饮，卒。”

　　而85后则又出现大的不同。对1985-1995年 出生的人，国外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千禧一代”。他们差不多与电脑同时诞生，在互联网的陪伴下长大，带着“老板靠边站”的嚣张对白走入职场。他们习惯一心多 用，有着灵活的头脑，并娴熟地使用高科技产品来延伸自己的力量。不安全和高消费是这一代的特点，但他们并非纯物质主义者，曾有国外调查显示友情和家庭在其 价值观中排在第一位，并不认为一份稳定的工作十分宝贵，也不会努力只追求这一点。

　　中国的“千禧一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既跟国外同龄人一样感受了网络潮流，又有着国外完全不具备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4-2-1家庭生长背景。生于消费社会、长于消费社会，他们在互联网、全球化和升学文化中长大，父母多半是60后，比50后物质丰富，更具市场意识，家庭教育也相对更为科学民主。他们一出生就遇上了改革、遇上了市场经济，一长大就明白了国际化，一交流就用上了互联网，他们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明白自己的需求与力量。

　 　与前几代人相比，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职场外星人”。他们会直接告诉老板工作时间表一定要提前确定，不能随意加班，不能影响到私人生活；他们很年轻并且 很清楚自己的生活重点，会公开喊出“我付出，你付钱”的口号，却几乎不会坚持不懈从头到尾完成一件事情，因为要他们对某件事保持长久的兴趣和承诺非常难； 他们服从性低，开会意见一大堆，讨厌加班，明明资历很浅却总嫌舞台不够大，稍有一点点成绩就想快速升迁，他们习惯了快餐式文化、秒速成名和旋风般崛起。

　　“这一代人让我震惊！”海辉软件集团公司执行董事长孙振耀生于1950年代，他告诉《中国企业家》，为了管好新生代员工，他坚持每周找一个80后的普通员工单独吃饭，最终发现似乎员工年龄越小，越不把领导当回事。“特别是85后，我们年轻时跟高层领导吃饭，一般都会问公司发展怎样、业界趋势如何，讲自己的分析、判断，绕来绕去直到最后才会委婉地讲出自己希望升职、加薪的要求。但现在的孩子不是这样，他们始终在讲我要怎么怎么样，表达非常直接，甚至两个多小时内没提过一句公司。”

　　他们与强调权威、纪律、奉献、责任的50后、60后、75前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立，“过渡一代”则被夹在中间，直面前一代刻薄、后一代生猛的尴尬局面。

　　文化反哺

　　“85后超有个性，带他们简直跟谈恋爱差不多。他们很聪明，但责任心很差，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在动摇我的价值观，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幸星动画某部门总监张华(化名，1979年出生)解释说，现在几乎是在哄着85后干活，因为他们真会因为两句重话选择离职，而且根本不在乎拿不拿得到该月的薪水。“最初我无所谓，认为走了再招就是了，后来发现新招的往往还不如原来的人。因为人力一时补充不上来，只能你把他的活接过来做。而且，如果走人过于频繁，上级领导只会认为是你缺乏管理能力。”

　　类似的抱怨，在我们的调研中曾多次出现。但是，“你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羡慕他们，觉得他们足够潇洒，说得也有一定道理。”和讯网某中层干部(1978年出生)坦 言，他们会很明确地将工作和生活分开，不去承担职场潜规则中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你可以说他们不负责，但他们会说成就的是老板的梦想，又不是自己的。“他 们会直接跟上级领导讲条件、提加薪，这我万万做不到。虽然有很多次我也想跟老板吵，想跟他拍桌子讲道理，但确实没有这种勇气。”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上述现象预示着中国企业界的管理命题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革命性的冲击已近在眼前。在论述代沟问题的经典著作《文化与传承》中，著 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文化的历史传承划分为三种类型：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前象征文化，这三种文化在当代中国都能找到所对应的人群。(见链接二)

　　75前(含75年)是后象征文化，“过渡一代”是互象征文化，“千禧一代”则是典型的前象征文化。在由互联网、知识经济和流行文化编织的全新世界面 前，老年人的经验和思想显得愚钝不堪，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教育苍白无力，年轻人不再费心抗议旧有的观念或体制，甚至不再试图向老一辈解释自 己的理想蓝图，而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娱自乐、游刃有余。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和信息反哺的时代。

　　娱乐领域最早感受到“千禧一代”的“文化反哺”，典型如李宇春和曾轶可的走红。而随着“千禧一代”逐渐步入职场，类似的变化也会在企业界发生，上述现象仅仅是变革前的阵痛，因为他们全面登上职场舞台的时刻尚未到来。

　　早在2004年， 被誉为“商界教皇”的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就做出了极具历史穿透力的经典判断：“明天的企业‘几乎没有中层经理人’，‘层级事业’时代已经结束，幸存下来 的经理人和员工会被导向项目模式，许多变革并不像教科书讲的那么难以实施，因为‘员工正渴望变革’。如果员工一心求变，大变革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

　　而在2010年8月， 《华尔街日报》以《现代管理学的终结》为标题，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文章指出，面对日趋加速的市场变化，企业起初的存在意义——降低交易成本——在大规模 协作趋势下不断削弱，需要创造出新的组织架构来激励和鼓舞员工，将创业者身上普遍具备的激情、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灌输到员工身上，并尽可能地将权力和决策责 任赋予组织的基层。

　　但在当今中国，50后、60后、75前 仍以权威者自居，牢牢掌握着控制权，用后象征文化和互象征文化的话语模式来对待年轻人，从而形成了教育和沟通的错位，加剧了代际冲突。在调研中，本刊发现 了两个非常有趣的事实：一、居于上位的管理者往往避而不谈挑战的具体内容，甚至完全忘记了内容，反倒把注意力放在了挑战的态度与方式上；二、与75前相比，“过渡一代”明显对85后员工抱有“同情之理解”，而且管理者年龄越小，这种倾向越明显。

　　这至少反映了两种可能性：首先，由于依据标准不同，对立双方在内容上无法沟通，所以彼此间的冲突更多地来自于挑战的态度和方式；其次，新生代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中开始获得更广泛的大众支持(主要指“过渡一代”)，但具有权威地位的老一辈(75前)并没有做好准备，只是将其视为不安的反叛者和不怀好意的捣乱者，典型如任志强的表态：“我干嘛要跟他们平等对话，这又不是我的工作”。

　　链接一：富士康管理难题

　　难题一：干活要哄着

　　线长姚小姐从2000年开始就带线，觉得这几年的员工很难管。最让她头疼的是“交代的事情，嘴上答应好好的，但就是不去做”。范副理说：“要哄着才能好好干活。”

　　组长小王说：“我们是静电车间，生产要求必须穿静电服、戴静电帽，头发不能外露，而偏偏有员工不愿意。说他吧，员工会说你侵犯她的人权和自由等等，可是我们毕竟是制造业，行动一致才能把生产做好。”

　　难题二：请假旷工很随意

　　很多线组长反映，员工随意旷工请假也很让人头疼。“员工请病假，需要在9点以前提报完毕。早晨有人没来，我们8点多钟打他手机，还关机，等到10点钟，他才打电话来，说要请病假。这样，我们不得不重新走流程，请各级主管签字，把他的旷工改为病假。”组长小王说。尽管公司在绩效、加薪提干等方面有一些奖励措施，但产线主管反映，很多员工不在乎这些，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在公司长期发展。

　　难题三：加不加班要自己说了算

　　对于加班安排，产线主管们也感到很头疼。他们认为，尽管大部分员工还是希望适当加班多挣钱，但很多人却不愿意接受统一安排，加班还是不加班，想要自己说了算。

　　组长伍小姐举了个例子，星期天，要赶货，不得不安排加班。“我们当作业员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没什么异议、但现在这些90后员工会说：‘按照劳动法，我们要休息’，或者干脆来一句‘我不想上’。”

　　链接二：文化传承的三种类型

　　后象征文化：两代间的关系类型是控制，其所在的社会以老一辈为绝对权威，未来只是简单的重复过去，文化延续“既依靠老一代的期望，又依靠年轻人对老一代期望的复制”，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都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

　　互象征文化：两代间的关系类型是断裂与疏离，其所在的社会变化相对较快，现在成为未来的指导，年轻一代与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的经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和冲突，老一辈虽仍处于支配地位，但已不再是年轻人行为的典范和守护人，年轻人之间相互的学习交流成为主要的行为模式。

前 象征文化：把对话视为两代间关系类型的唯一出路，因为其所在的社会变化速度让人眩晕，代与代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普遍的代沟，老一辈再也无法从年轻人史无前 例的经验里找到自己重复的经验土壤，不得不向孩子们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年轻人则通过对过去的反叛建立了新的权威标准。[NextPage]

先行一步，领先一路

                   ◎文/张扬

这句话用在朱新礼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他创立了汇源在果汁饮料市场的领军品牌。

朱曾经做过报纸的主编，只不过这份报纸的读者只有上百户村民。在村里做文书办油印小报的经历，让他对信息有了天然的敏感性。

山东《大众日报》上的一张图片，一位农民拉着满车的水果卖不出去的无奈，让朱有了深深的思索：解决不了卖果难的问题，就会挫伤农民种果树的积极性；只有进行深加工，才能解决卖果难，且能卖出更好的价钱。

做果汁成了汇源的选择

当时山楂果茶、椰子汁、杏仁露等果汁饮料风行一时，但朱把汇源的品牌定位于“果汁”，于是品牌获得了巨大的张力，今天汇源几乎成了果汁的代名词。

目前，我国人均软饮料年消费不到10kg，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是西欧发达国家的1/24，其中果汁及果汁饮料人均年消费量更低，与国外市场差距巨大。朱说，如果让人们认同喝果汁就等于补充维生素，就像喝牛奶等于补充蛋白质一样的健康认知，中国的果汁市场岂止一个“火爆”能形容？

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从中长期看，碳酸饮料将成下降趋势。因此，市场为中国果汁饮料行业产生一个像可口可乐一样的伟大公司提供了无限可能。如果说解决农民的卖果难成就了汇源，那今天消费者想吃放心安全的蔬菜难将会成就什么呢?

朱新礼又有了新的图谋

在荒山野岭开辟“有机农业园”，专门生产绿色蔬菜水果，让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先做样板园，然后在全国快速复制，连锁经营。当下北京密云的有机农业基地已经建设完成。

老朱说，他有着深厚的“三农”情结，这一辈子就和农业“干”上了。他在农业板块深耕了20多年，商机处处有，蓝海一片片。[NextPage]

品牌为王 渠道为后

◎文/陈永成

  市场上，无论渠道如何管理，如何设计，什么宽度、长度、都不是根本。并且无论渠道管理的怎样好，设计的怎样好，渠道也不能为王。因为，渠道与品牌相比，渠道从属于品牌及产品的市场结构难以改变。

　　市场上渠道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渠道上无论你靠人堆还是靠精耕细作，如不借助品牌力和产品力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渠道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还要靠品牌力和产品力。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市场诸因素地位的排列顺序应是市场为天、品牌为王、产品为王子，渠道为只能为王后。因此说渠道为王存在误导之嫌

　 　市场上任何一个渠道，除特许连锁模式，事实上都不会拒绝品牌的进入，都愿意与品牌为伍而不是与品牌为敌，而且，即使包括那些主渠道之内，在品牌商面前很 少有设立门槛及条条框框的，对于那些响亮的品牌渠道可能还要主动请其进入。当然这里所说的品牌是指那些知名品牌，而非所谓泛泛之品牌。

　 　从以上情况即可看出市场上渠道并非为王，而是品牌为王，正常情况下在品牌面前不管是批发商还是零售商对品牌的的态度都会表现得极尽合作的。当然品牌商与 渠道商合作的基础一定是两厢情愿各取所需互利共赢的关系。但在市场上品牌是一家独有不可替代的，而渠道相对而言却不是不可以替代的。

　　因此说，在市场上品牌具有对渠道的组织、管理与控制的能力，而渠道却鲜有对品牌的上述能力。即使那些大型零售连锁卖场也难以做到这点。

　 　如果说在市场上品牌可称为铁板一块，而渠道并非铁板一块，渠道只能被视为一个松散的组织。在渠道上即使渠道商们联合起来对付品牌，但也只能是一时的或是 密而有失的，稍攻即破的。况且，市场上那些稍有影响的品牌决心一下自己也可以做渠道。大家知道的，当年格力为了摆脱渠道商的控制与纠缠，董明珠一怒之下自 己做渠道。事实证明格力的做法，格力自己并没有任何损失，损失的是被格力淘汰出局的渠道商们

　　王者，乃管理者、 统治者也。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如果说市场上若真的存在管理者与统治者的话，那么发挥这个管理者和统治者作用的唯一一件东西，那就是品牌。事实上一个 有效的品牌在市场上确实能起到和发挥着一定的、相应的对市场上亿万消费者进行管理和统治作用，而渠道商起不到这个作用。渠道商只能发挥一个中介的作用。所 以渠道为王的论断是夸大其词和不能成立的。

　 　品牌的市场王者作用是通过挟持、征服、占有人的心智、文化、人格和期望或与人们这些心理活动同流及保持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说服、指导、引领人们的市 场行为朝着有利于品牌商的利益倾斜。一个有价值的品牌在市场也真切的能够发挥此作用。人们对自己心仪的品牌趋之若鹜，这种市场的马太效应，即使再有实力的 渠道商也难做到。因此，对于渠道商而言明智的选择就是与品牌商们搞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现在的市场很明显人们都是围绕着品牌消费，如果东家没有此品牌他就要到西家去寻找他中意的那个品牌。因此，就是因为人们围着品牌转，所以品牌就产生了市场的控制力，同时渠道也轻易不会与品牌过不去或与品牌产生磨擦。

　　渠道工作不能不重视，但千万别把渠道为王当真的。

　　市场上渠道为不了王，只有品牌才能为王，渠道只能为后。

　　品牌就像一位光艳四射的美丽公主或靓丽的姑娘，而渠道商则如同无数的小伙子，所以，渠道商最终没几位不拜倒在石榴裙下的。

　　问君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品牌就是渠道或市场上的源头、活水和纲。只要你的品牌一旦得以确立，只要你的品牌被消费者广泛接受，渠道则是水到渠成。什么跨区、窜货、砸价等都会迎刃而解。[NextPage]

营销如何面对注意力分散的时代

◎文/编辑部

        尽管大家对千禧年的到来充满了热情，我依然是一个怀旧的80后。我出生的这个年代也是一个大众媒介分散化的年代，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段时间像这个年代那样，在很短时间之内不断涌现大量的新媒介，有线电视、个人电脑、视频掌上游戏机、传呼机、手机以及互联网先后诞生。针对那些认为技术破坏了人类文明的言论，和那些怀旧的反对Facebook、四方、Xbox、高清电视、手提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声音，我基本不予理会。因为我使用所有这些东西，我也热爱它们。

　　先不管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大脑造成什么影响，这里有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关媒体和营销。去年美国广告商为了获得3.08亿美国公民的注意力，总共花去了1510亿美元，这些人的注意力正被不断增加的各式各样的媒体分散。这是一个闭合的循环——随着广告主不断增加预算，他们将媒介的触角伸得更广，这样我们的注意力就不断被分散了，而营销人又要花更多的钱重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在如今的社会，我们不仅仅只有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络，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和一些科技设备，媒体渗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争抢着抓住我们最后的认知容 量。但是，根据斯坦福大学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人类的认知尽管充满无限弹性，但并不适合在多重媒介情况下接收信息。我们其实并不善于同时干多件事。我们被 一些精算的、细致的甚至是慢悠悠的事情所吸引时，我们的表现更准确、更专注。很有趣的是，研究人员还试图证明我们长期的媒介消费能不能赶上我们的认知能 力。非常不幸，答案是否定的。严重的“多重媒介”人士在能力测试中表现得更慢、更不精准，相反那些轻微的媒体使用者在处理信息时则迅速准确许多。研究人员 表示，面对同步刺激时，“多重媒介”人士更喜欢看新信息，而不是思考旧的信息。

　　既然多任务的信息传递使我们的认知容量不断膨胀，我们的营销信息是否毫无意义？

千团大战再度升级

◎文/编辑部

        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的团购网站，就像一夜盛开的梨花一样，快速发展到上千家并促成千团大战。而2011年，是团购网站“血拼”的一年。由于国内团购网站数量太多，竞争激烈，最近多家团购相继发布了近乎疯狂的投放广告宣传计划。美团今年的广告预算是1.3亿元；糯米网今年要拿2个亿投放广告，团宝网宣布其2011年全年的广告投放额将达5.5亿元。

　　一个每个月以100%甚至200%快 速扩张的行业，带来的是对人才的急剧需求。从盈利模式来说，团购网站要快速开发优质的客户，给用户提供足够丰富的团购产品，公司需要在短时间内增加大量商 务拓展、商务运营等人员。因此，伴随着行业的增长，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开始显现。争夺人才一个极端的事例是团购网站鼻祖Groupon进入对中国的团购网站大肆挖角，Groupon 雇佣几乎能雇佣的所有猎头去帮他们高薪从竞争对手那里挖人，给出的传闻薪水是原来的2-3倍。

　　点评：“千团大战”的厮杀声，不禁让人想起：疯狂.com，疯狂的户外新媒体、疯狂的PPG??团购与他们也有着极其雷同的“武器”：倾轧式的广告投放、过度跑马圈地以及VC提供的烧钱——在这场游戏中，VC烧钱成了主要的生产资料。

　　团购市场未来有可能像当初的门户市场一样，会有几个主流的品牌公司能够生存并做大，同时，一些有特点的垂直团购网站，依然能够存活。[NextPage]

  编者按：如果问一下中国还未上市的中小企业的远景是什么，几乎所有企业都会回答两个字，“上市”。无论是A股的主板、中小板还是创业板，或者香港、美国纳斯达克，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资本市场，“只要能上市，就先上了再说”。不过，上市真的挖到“金矿”的有效途径吗？为什么拟上市企业在纠结？上市如何包装？本期我们关注中小企业上市

中小企业上市 慎重为之

                          ◎文/孟杨

中小企业上市要认清“两面”

上市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在考虑上市之前，应该认清几点：第一，上市是一个历尽干难万险的过程，不是人人都能耗得起；第二，上市之后，如果你不熟悉规速度，那么你上市之前的“老本”也会赔进去，比“矿难”更严重。

IPO之后，放大财富效应，精准计算出企业家身价，企业家还可以抛股套现，将纸上财富换成真正的“真金白银”；如果企业缺少运营资金，还可以对公众增发新股，对机构发行债券，换来资金进行企业的再运营；企业的品牌得至0提升，在与其他企业谈合作时，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似乎上市公司就代表着治理更规范结构更合理；企业的影响力得到扩大，终端消费者对企业更熟知更信赖。这只是上市的一面，另一面呢？

上 市之后，企业成为一家公众性公司。企业负责人不再百分百控股，不再是你的“家族企业”、“个人企业”。企业做许多大的战略规划，不再是负责人“一拍脑袋就 决定了”，需要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专有信息披露，需要投票决定企业战略是否执行。这不能称为上市的坏处，但是如果企业负责人是一个“一枝独大、必 须自己说了算”的人，上市企业的公众性应该不是他能接受的范围。

  上市企业的公众性，还带来他的透明度。必须定期公布季报、半年报、年报，在重大战略上还要发布公告。一位财务专家说，这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盈利压力，若连续不盈利，就会成为ST企业。甚至被退市。有的企业在财务上作假，就基于盈利压力，如果作假，又成为违法行为。另外，重大战略的公告，让对手知道你近期的行为举措，想出应对你的战略，市场环境竞争就会更激烈更残酷。

  上 市之后，企业又多了一件事情，关注自己的股价。股价的上涨与下跌，不可能是不关心的问题。不过，二级市场的波澜起伏，有时候让企业负责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自 己的股价涨或者跌。面对投资者的质问，负责人也难以回答。另外，上市企业的负责人必须言辞谨慎，不能口无遮拦，不能发表过激言论。这对那些神情激昂喜欢指 点江山挥斥方有的“激情型”企业家，并不适合。

  最后说一点，上市还是需要花钱的。据了解，海外上市的花销巨大，公司将上市筹集所得资金的12％一15％用于上市进程的直接开销是很平常的，并且上市过程会占用管理层大量时间并可能会打断正常业务进程。若登陆A股市场，不仅需要花钱，缓慢的上市进度也会让企业比较焦虑。而且，在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上市之后，就算你面临的是一座“金矿”，或许因为运用不好还会经常发生“矿难”。[NextPage]

日本地震冲击波和企业危机管理

                                ◎文/罗平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地震，震后引发了大规模海啸与核爆炸，整个日本陷入空前危机。由于日本在全球经济和很多产业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这次灾难的影响将逐步表露出来，中国的汽车、玩具、石化、电子产品等行业，都可能受到影响。

电子业供应链吃紧

我简单做过一个调查：大多数企业认为目前还没有直接影响到自己，但未来有没有间接影响很难说。一部分与日本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已经明显受到了影响，比如，由日本厂家供应的胶水、IC、贵金属等供货中断或者吃紧。他们必须尽快找到替代品。

在中关村，芯片和内存产品已涨价10%，高端数码消费品纷纷提价。日本拥有全球芯片五分之一的市场，地震后，索尼关闭6家工厂，佳能8家工厂停产，尼康、松下、东芝的部分工厂也都选择停产。地震将对全球芯片的供应和价格产生严重影响，还会波及整个电子产业零件供应链。

芯片、内存、摄影器材等，终端经销商已经开始囤货，从原材料采购角度上看，上游制造商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影响降到最低。

中国生产的手机、液晶电视、电脑、显示器等，很多关键原材料和零组件，主要从日本进口。

未来几周内，如果日本难以恢复，整个电子行业会因核心部件供货量减少，而造成成品出货量锐减，像智能手机、液晶电视、数码相机等相关产品，在短时间内供需矛盾将会凸显，部分产品甚至可能面临断货危机。

例如，厦门多威电子，它的部分零件从日本进口，在厦门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至日本。地震造成电子零件的供应链断裂，余下的库存量短期只能坚持一个星期，长期也只能坚持一个月。电子产品即使只少一个零件也无法组成成品，这样的话，多威将面临停产。单就厦门一地而言，从3月11日到3月14日，从日本空运进口的电子配件等相关产品共97批，比去年同期下降46%。

部分企业计划受阻

我们前期调查时，也了解到，因为突发地震，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受到一定影响，比如，一些设备采购和待审批项目，都不得不延后，不同企业将受到多大影响，还都在评估之 中。

京东方是国内主要液晶面板生产商，实际上，短期内，日企停产带来供应减少，作为同类企业，京东方可以作为替代企业，但京东方表示，京东方的主要原材料采购自日本，如果供应出现问题，他们只好选择韩国和台湾的供应商来替代。

日本是液晶面板配套组建的重要出口国。TCL集团旗下的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深圳华星光电的生产设备采购自日本，但受地震影响，生产设备供应生变。目前来看，华星光电的生产设备采购进口需要延后，会耽误生产时间，但TCL正在与日本进行协商，目前影响到底如何还不好说。

短期内，受直接负面冲击最大的，是为日企提供直接配套产品的企业，日企短期缺货，造成整机出货量下降，国内同类配套企业受累，比如因东芝NAND出货受影响，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出货量减少，大陆相关企业间接受冲击。[NextPage]

新疆有240位亿万富豪 每7000人中有个千万富豪

◎     文/刘书成

  4月12日，胡润研究院第三年发布财富报告，分析了目前中国富裕人士数量及地域分布情况。报告指出，截至2010年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千万富豪人数已达96万人，其中6万个亿万富豪。

胡润财富报告分布状况以富裕人士的长期居住地为主要依据。北京市、广东、上海分列富人最多的三甲地区。北京有17万个千万富豪和1万个亿万富豪，而新疆拥有富人的数量在全国位居第26位（去年位列第27位），有3000个千万富翁和240个亿万富翁。

    目前，全国每14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据2010年年初新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年末，新疆总人口为2158.63万，如果按此计算，相当于每7195个新疆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翁。

    4月13日，胡润百富创始人兼首席调研员胡润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新疆千万富豪与全国情况类似：主要为四类人：55%企业主、20%“炒房者”、15%“职业股民”和10%“金领”。

    企业主的资产65%来自自己拥有的企业，而炒房者普遍从10年前就开始炒房，职业股民平均从2004年开始炒股，“金领”则包括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他们拥有高额年薪、公司分红等高收入。

    跟去年相比，今年新疆富人数量、排名均有所上升。“即便如此，至少有10%的隐形富豪未被发掘”，胡润说，报告中“富裕人士”的门槛为：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个人，资产包括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和艺术品收藏。

    去年发布的胡润财富报告中，新疆有2600位成功人士跻身千万富豪，其中有210位富豪资产过亿。而今年这两个数据分别增长了9.7%和9.1%。

  胡润研究院采用微观和宏观的调研方法。微观调研参考各个地区高档住宅数量、最近3年豪华汽车销量、个人所得税申报人数、企业注册资本和其他高档消费等相关指标。宏观上参考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中国GDP、GNP数据、基尼系数，然后结合洛伦兹曲线模型进行宏观分析统计。

  千万富豪 平均年龄39岁

    在胡润看来，千万富豪平均年龄为39岁，出生于1972年；男女比例为7:3；平均拥有3.3辆车、3.7块手表；平均年拥有假期15天；休闲时间，喜欢旅游、高尔夫和看书；60%不抽烟；喜欢喝红酒和威士忌；钟情于投资房地产和股票；喜欢收藏手表和古代字画，此外，对酒的收藏已经超过了车。

    三分之一富豪投资房地产

    胡润介绍，在富裕阶层的个人投资方向上，房地产还是占据主导地位，超过1/3的受访富豪选择了投资房地产，这一比例在过去三年都有所增长；选择投资股票的富豪只有25%，虽然比去年略有增加，但还没有达到三年前的33%。此外，选择艺术品投资和私募投资的富豪上升最快。

    千万富豪普遍拥有200万以上的自住房产，30万的汽车，以及120万以上的可投资资产（包括现金、股票和其他投资）。

    相关知识：

    胡润百富榜：胡润百富是追踪记录中国企业家群体变化的权威机构，是由胡润于1999年创立的。是中国推出第一份财富排行榜，也是现在国内财经榜单里影响最大的一个榜单。1999年，胡润首创“百富榜”，此后编制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排行榜。旗下拥有《胡润百富》杂志，及系列论坛和活动。2004年首创“胡润慈善榜”，已连续发布了六年，它旨在倡导企业家们关注慈善，积极回报社会。[NextPage]

春天启航：新疆经济开局良好

◎文/张亚庆

  2011年一季度，新疆实现生产总值920.5亿元，同比增长11.5%，比全国高1.8个百分点，创“十五”以来同比新高。其中，第一、二、三产业“三驾马车”的强力拉动作用功不可没。

    1-3月，第一产业增加值89.47亿元，增长4.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5%，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515.55亿元，增长11.0%，贡献率为52.6%，拉动6.1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增加值489.83亿元，增长11.1%，贡献率为50.1%，拉动5.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315.48亿元，增长14.1%，增速创10年来的新高。

    固定资产投资开局良好，投资总额207.1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9%，增速同比提高10.4个百分点。其中，民生、优势工业、房地产投资增速较快。

    自治区统计局总统计师王跃：“民生领域投资高速增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以住宅建设、居民服务、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为主的民生类工程共完成投资26.28亿元，增速达到70%。”

    另外，一季度，新疆财政收入、对外贸易、金融信贷规模、城乡居民收入同比都有大幅增长。

    自治区统计局总统计师王跃：“农民现金收入创新高，一季度，全区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31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54元，增长24%，比全国高3.4个百分点，创2006年以来同期增速新高。”

    值得关注的是，一季度新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5.4%，比全国高出0.4个百分点，其中食品类成为影响CPI上涨的主要因素占到80%，居住类位居第二。

    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副总队长王贵荣：“从一季度新疆CPI运行的走势来看，还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主要是食品和居住类上涨所引起的，应该说还处在一个可控的区间。”[NextPage]

立足优势资源 坚持可持续发展

---农十三师着力打造“绿色”GDP

                        ◎文/武振花

  4月16日，记者走进农十三师黄田农场四连职工库都来提•司马义家的大棚，只见一串串青翠欲滴的葡萄已挂满枝头。他告诉记者，同样是种植葡萄，一亩大田葡萄由于耗水耗肥，一年只能挣5000元左右，而一座大棚葡萄通过精细管理、反季节销售，一年最少可以挣1.2万元。

　　黄田农场农技推广站副站长王雪华介绍说，种植同样的作物，一座大棚要比一亩滴灌大田节约大量的水，而经济效益却要高2倍至3倍，因此黄田农场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两年间，该场共建设日光温室大棚935座，平均每座大棚年纯收入达1.5万元。

　　黄田农场设施农业的迅速发展是农十三师全力打造特色园艺师、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农十三师通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努力解决水土不平衡的矛盾，提高土地产出，不断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速度。近两年，该师新增日光温室大棚5000多座，基本形成了以葡萄为主，枣、桃、蔬菜为辅的种植格局，全师农业职工“一户一田一园一棚”的设想已基本实现。

　　据介绍，“十二五”时期，农十三师将继续以提升“绿色”GDP为目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将新建标准型日光温室大棚1万座。

　　与此同时，充足的光照资源也成为农十三师发展新型工业化、打造绿色产业链的一大法宝。近日，总投资6570万元的新疆裕天3兆瓦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项目，三塘湖风电场一期49.5兆瓦项目相继开工建设。农十三师政委徐志新告诉记者：“这两个项目的开工建设，对推动农十三师辖区风能、太阳能的综合开发利用，优化电源供应结构，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改善人居环境、提高职工群众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 介绍，“十二五”期间，农十三师将以优化生态环境为基础，以打造兵团循环经济示范区为目标，全力建设二道湖产业区、新能源基地、骆驼圈子煤电硅材料基地、 黄田轻工业基地、北出口装备制造物流基地、农业产业化基地和红星煤电煤化工基地，努力使工业废物在各园区内就地消化利用，着力构建以循环经济为特色的发展 模式，不断提升GDP的“绿色”含量。

“戈壁明珠”谱新篇

◎文/王成光

          从农八师石河子市日前召开的第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上获悉，今年一季度，农八师石河子市预计完成生产总值28.5亿元，增长23.8%，比去年同期增长近1.1倍，实现了历史同期罕见的快速增长，一季度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增长。

一季度，农八师石河子市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石河子市全口径财政收入7.6亿元，增长42.3%；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亿元，增长53.7％；18个重点工业项目复工、开工，天业二期40万吨聚氯乙烯、天盛纺织毛巾织造、天石肉类加工、华孚1万吨色纺项目相继投产或试投产。

一季度，农八师石河子市一产增长27.5%，畜牧业发展势头强劲，牲畜出栏增长24.4%，牛奶总产增长16.9%，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实现增加值增长44.9%；二产增长30.1%，工业增加值增长30.1%；三产增长17.7%，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8%，完成进出口总额增长21％，货物周转量增长26.7%，旅游总收入增长33%。

一季度，农八师石河子市经济效益再创历史新高，工业运行质量大幅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7亿元，增长91.1%；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实现利税1.7亿元，增长49.9%。[NextPage]

必须坚持弘扬兵团精神

——五论做好“十二五”时期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     文/鲍 平

为大力弘扬兵团精神，兵团党委从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底，在干部职工中集中开展了“唱响兵团精神，推进跨越发展”宣传教育活动。这一活动，堪称迎接“十二五”的别开生面的开局大戏，对于兵团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充分发挥“三大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热 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是几代兵团人用生命、鲜血和汗水铸成的，是兵团事业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的精神源泉，是兵团 文化的核心和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持弘扬兵团精神，用兵团精神推进新时期屯垦戍边新的伟大实践。

　 　“热爱祖国”是兵团人的核心追求，“无私奉献”是兵团人的精神品格，“艰苦创业”是兵团人的历史写照，“开拓进取”是兵团人的时代风貌。弘扬兵团精神， 就是要塑造核心价值观、继承优良传统、弘扬先进文化，就是要提升职工素质、推动跨越发展、更好地履行使命。只有使兵团精神成为兵团的主流价值观、成为干部 职工的自觉追求、成为屯垦戍边的核心价值观，才能进一步坚定干部职工推动跨越发展、促进长治久安的理想信念，激发他们对兵团事业的热爱和作为兵团人的自豪 感。只有牢记兵团历史，使老一辈兵团人的光辉业绩和他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广为人知、代代相传，才能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兵团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他们开创的兵 团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只有使兵团精神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得到广泛弘扬，并成为职工群众的共有精神家园，才能不断激发干部职工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巩固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只有使兵团精神成为推动兵团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力量，才能将干部职工的思想行动、智慧力量统一到兵团党委关于“十二五”发展的部署上 来，凝聚到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标上来。只有使兵团精神在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中再放异彩，成为兵团事业实现新跨越、创造新业绩的时代标志，才能使干 部职工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新实践中建功立业，再创辉煌。

　 　新时期兵团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发挥好建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作用，必须赋予兵团精神新的内涵。一是政治要特别过硬。兵团承担特殊职责， 肩负特殊使命，政治上靠得住是对兵团人的第一要求。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央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尤其要准确把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一系 列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刻了解新疆的历史和现在，尤其要看到当前新疆面临的重大机遇和现实挑战；要深刻认识兵团的特殊使命，尤其是在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 治久安中肩负的责任。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始终与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和充分准备，在事关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根 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做到认识不含糊、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二是能力要特别过硬。完成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任务，必须加强能力素质的培养 磨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学习能力，着重练就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的本领，着力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 稳定的能力、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的能力，熟练掌握运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城市建设、工业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做到平时是建设发展的行家里手、关键时刻 是长治久安的有力维护者。三是作风要特别过硬。兵团人要始终对兵团事业饱含感情、充满激情和一片痴情，始终保持昂扬向上、不屈不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敢想善干，敢做善成，敢于负责，雷厉风行，对看准的事、确定的事，早谋划、早行动，高效率、快节奏，自觉担当新疆建设发展稳定的先锋队、突击队，在各方面 工作中争当先进，争做表率。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对口支援新疆全面启动之年。落实好“十二五”及今年各项任务，关键在各级领导班子，关键在干部的精神、状态和作风。因 此，用兵团精神激发热情、激发斗志、激发干劲，进一步促进兵团“一班人”“一层人”“一群人”思想更加解放、信心更加坚定、精神更加振奋显得尤为重要。 “一班人”就是兵、师、团和兵直机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领导集体，这是兵团工作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是需要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的首要环节； “一层人”指的是兵、师、团机关的中层干部，这是各项决策部署的具体执行者、实施者，是需要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的中间环节；“一群人”就是兵团 广大干部职工群众，这是做好兵团工作的主力军，是需要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的基础环节。只有抓好“一班人”，推动“一层人”，带动“一群人”，兵 团发展才有希望。

　 　弘扬兵团精神是建设屯垦戍边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和核心内容，是全体兵团人的共同责任，是关系兵团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和灵魂工程，是 伴随整个兵团事业发展进程的重要战略任务。兵团各级、各单位要把弘扬兵团精神的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的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要建立起党委领导、宣传 部门牵头、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长效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长期不断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兵团精神进 机关、进连队、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兵团各级各类媒体要深入挖掘、宣传弘扬兵团精神的典型模范和他们的先进事迹，为在全兵团形成唱响兵团精神、实践兵 团精神、弘扬兵团精神的热潮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兵团精神是兵团人前赴后继、不断创造人间奇迹的真实写照，获得了兵团人的广泛认同，是兵团人团结奋斗、攻坚克难的制胜法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激励兵团 人勇往直前的无穷力量。在新时期，只要我们人人都成为兵团精神的学习者、实践者、传播者和弘扬者，积极投身到推动兵团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伟大实践中 去，兵团精神就一定能发扬光大，绽放出绚丽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