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文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扎根温州的著名危机处理专家，他还是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上海中和正道集团主席，曾被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赞为“最接地气的经济学家”、“温州最有权威的发言人”。

最近，盾安控股集团突然爆发巨额的债务危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这个话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这次盾安控股集团突然爆发巨额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周德文：去年底到今年年初，在中央两次比较重要的经济、金融闭门工作会议上，我大声疾呼，其中一点是讲债务危机的，2018年如果处理不当，债务危机会集中大爆发，不仅盾安集团，现在不少主流的民营企业纷纷出现债务危机，实际上还没有到下半年，债务危机已经出现集中爆发的迹象。具体到盾安这个公司，之所以会显露这个困境，不能简单盲目地讲其多种经营原因。这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企业自身原因。时代背景是，我们国家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经济形势很准确的概括和判断，现在整个中国经济增速仍然处在下行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纷纷显露危机，我甚至预测未来3-5年增速还会下降，60-80%的企业会出现危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利润越来越薄、税收虽然国家采取降税措施，但税收还是非常重，税费依然没有明显减少，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包括盾安这种比较知名的企业，它们融资难、融资贵的环境依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喊了很多年，但环境依然没有改变，中央政府反复强调，金融要向实体经济输血，喊得多、声音大，但地方和金融机构并没有付出多少实际行动，各个银行大多不愿意把钱借给民营企业，很多企业为了维持，只能盲目地向民间借钱，民间借钱大部分是高利贷，导致企业一方面流动性越来越紧张，另一方面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到今天为止不少金融机构对企业抽贷、压贷现象依然存在，甚至还变本加厉，情况更加严重，这样下来民营企业显露危机是必然的趋势。

第二企业自身也有责任。比如盾安集团是几百块钱白手起家办起来的企业，创始人也是极力想把企业做大做强，这几年是采取跨越式做法，它自己报给政府的数字是450亿债务，负债率60%多，资产大于债务，像我们中和正道这样专门处理危机的，这个数字要在尽职调查基础上，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才能得出资产负债率是多少。

凭我的经验，我处理了500多家危机企业，都是债务问题，我个人认为政府也不能听风是风、听雨是雨，既然要对这个企业进行帮扶，就要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在此基础上，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从我个人对盾安所掌握的信息分析，盲目推进多种经营是出现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说光伏产业，前几年政府确实鼓励新能源发展，盾安也没有根据自身优势准确判断，而是盲目进入、大资本投入，本身就很危险，这几年太阳能行业先是很好，后面是产能过剩，竞争激烈，很多太阳能企业显露危机，这个企业的产业结构是很不合理的，也造成了它的资金流动性不足，资金分散掉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也不是唯一的原因。

这个企业还盲目向民间借贷，是企业产生债务危机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压跨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民间借贷规模过大，民间借贷最多只能是临时性的过桥资金，不能当成是去杠杆资金，你把银行债务降低了，把民间借贷资金增加了，这是一种很愚蠢的做法，但大部分企业都是这么做的，结果民间借贷的利息非常高，你借了以后就饮鸩止渴，把企业一步一步拖入困境之中。另一方面是企业决策有很多重大失误，特别是产业结构很不合理。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像类似盾安控股集团巨额债务危机的情况是不是还会发生？出现问题的大型民企会不会越来越多？目前民营企业之间采取复杂的互保联保融资方式比较多，这既有历史遗留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如今国家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和银根收缩的情况下，大型民营企业如何处理才能解决好这种复杂的互保联保融资困局？

周德文：互保联保是四万亿投资时的一个延伸和产物，那时要把大量资金贷给企业，让资金流向社会，增加流动性，而银行不愿意给企业信用贷款，为解决企业担保问题，就让企业互保，五个企业、十个企业组在一起就互保联保，等于一起贷款，一个企业出问题，其他企业一起承担责任，这种方式带来非常大的后遗症。十八大前国务院调查组到温州来调查就找了我，当时就问我：企业互保联保问题很严重，怎么解决？我说：无解，这是非常难解决。因为互保联保的十个企业里面，有的好有的坏，有的该淘汰的、有的不该淘汰，那你用互保联保，让大家相互捆在一起，一个本该淘汰的企业就把好的企业给拖死了，很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显露债务危机都是因为互保联保，银行动不动就把互保联保的好企业给查封了，股权查封、帐户冻结，这样一来，就把好的互保联保企业给整死了，所以这个互保联保非常糟糕，盾安集团也牵涉到错综复杂的互保联保问题，实际上是将集团拖入债务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它没有办法了才向省政府求助。

《中国经济周刊》：在类似盾安债务危机出现后，特别是国家打击影子银行、加强金融风险管控，正规金融贷款越来越难以获取大额资金，而民企发债和民间融资也越来越难的今天，类似盾安集团这些急需发展的大型民营企业怎么来解决日益急需的融资渴求？怎么化解突如其来的债务危机？

周德文：我的观点与别人不同，我认为像盾安集团这样的状况，不应该向政府求救，向政府求救也并不一定能救得了它。因为政府不可能因盾安一个企业去动用财政资金，去解决它的互保联保，去解决它的债务，即使政府这么做了，讲重一点是违法的，政府的财政资金是公共的，不能为了救某一个企业去投入，这个明显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政府最大的功能是协调，让金融办来协调各个银行，建议银行给企业增加一点资金，给它释放一些流动性，解决目前的困难和燃眉之急。

政府是不能强迫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即使政府让银行去做，它也是疲于应付，它是没办法的，危机企业多得很，如果政府都这么做了，也忙不过来，银行怎么办，银行也是企业，这种做法也是不合适的。关键还是政策，政策要做一些调整和反思，制定一些有利于企业发展、走出危机、解除互保联保的政策，这个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的公共政策普惠到大家，让后面的企业不要再发生这样债务危机。

对于已经发生债务危机的企业，我认为债务来自于市场，也要走市场的道路去解决，这是正道。温州的危机是全国最早爆发的，2008年爆发危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研究民间借贷、民营企业和民间金融的学者，为民营企业鼓与呼，我从2008年开始研究，到2012年组建了中和正道这个专业机构，总部在上海，专门做危机企业的拯救工作。我们把危机企业分类整合和尽职调查，如果这一个危机企业是该死的、本来淘汰的，我们就不用去救它，鼓励它早点退出市场；如果这个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市场价值、仍能满足社会和市场需求，具备造血功能，我们尽全力帮扶它，利用温州危机发生较早积累的经验和和教训，江浙之间比较雄厚的民间资本，通过债务重组、资产重组来激活危机企业。其实盾安集团这样的企业，有人已经将我们向省里作了推荐，也把盾安推荐给了我们，可能盾安对我们不太了解，企业家的心理都是这样，一出危机就向政府求救，没有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危机的意识。

我认为盾安集团应该走市场的道路进行债务重组，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对每一笔债务都要搞清楚来龙去脉，利用危机的机会变更债务偿还的条件，然后对债务进行相应的处理，银行的债务按银行债务方式处理，民间借贷按民间借贷方式处理，供应链债务按供应链债务方式处理，制定危机解决方案、债务重组方案，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实施，实施到一定阶段，把风险基本锁定，将债务想办法降到最低，或者以时间换空间，在各方谅解的前提下，把债务后移，在此前提下进行资产重组或主营业务托管，这么庞大的企业，有很多不挣钱的领域，可以进行债务和股权重组，把一些被淘汰的不盈利的产品砍掉，就像生病了：脚烂掉了，要把脚跺掉一样，先保住生命，保持企业有竞争能力的产品或者服务，再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进行生产经营的托管，通过这些方法才能让企业走出危机，走上重生的道路。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盾安控股集团的债务危机和大型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扩张？您如何看待民间融资现状？如何看待企业转型升级？在面对环保、土地、资金等硬约束不断收紧和人力成本不断提升的今天，类似盾安集团类的大型民营企业应该怎样转型、怎样升级，才能找到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以期获得平稳发展，不至于发生大的企业危机？

周德文：我认为转型谈何容易！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和各级政府一直鼓励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特别是传统企业，但是一定要根据企业的现实状况，因为转型升级需要人才的支撑、技术的支撑、资本的支撑，并不是每个企业都可以转型的；第二是转型不是转行。有的企业为了转型，就跨行，做茶叶蛋的去造原子弹，做眼镜的一下子转到去做太阳能，这样做跨度太大，就是盲目多种经营，做不好，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力。

我认为转型应该引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拉长它的产业链，做企业自己熟悉的领域，不要盲目转行，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些企业不转型是等死，但一转型就是找死。我认为企业转型要着眼于内部产业链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在产业链条上去延伸，这是最好的转型，企业熟悉，也有优势，也比较稳妥。

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有几个步骤，一是处于成长当中的企业，一定要有危机意识，一定要进行风险防范。国外的企业每年都要进行“体检”，请一些大型的咨询集团，特别像盾安这样的企业更需要，对企业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它每一个环节包括生产、经营、销售、仓储和资金等等各个领域潜在的隐患全部分门别类列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付诸实施，及时进行纠正，这个叫做风险的防范。

二是对于已经出危机的企业，如盾安控股集团，一定要正确面对，表面看来危机的企业都是因为缺钱，中和正道做了500多个危机企业，把其中大部分的企业救活了。因为危机企业最重要的是战略，努力的方向要搞清楚。总的来说面对危机要冷静，正确地面对，中国企业家讲面子，比如盾安，它不是“死到临头”，是不会向政府求助的，更不要说向社会求助，因为它很要面子，中国人讲面子，明明是生病了，却要涂脂抹粉说自己没病，肝坏掉了，癌症晚期了，它没办法了，才想起向政府求救，向社会求救，这个是很可怕的，企业如何面临危机，危机就是痛点，就是病，人如果生病了，就得赶快去看医生，到医院看病，去化验和体检，企业也是一样，出危机了，要早一点去看“病”，去看“医生”，病和危机就会消灭在萌芽状态，所以一定要在早期、中期去看病，千万不要到晚期，即使到了晚期，也要求救于社会与政府，特别求助于市场，这样才能把病医好治好。

三是要走出危机，一定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救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病急乱投医。比如向政府求助啊，打紧急报告啊，这些都起不到根本作用，既然是病，就要对症下药，要科学诊治。温州企业危机是最早的，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帮助企业拯救危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和方式方法，来对付民间借贷和债务危机，驾驭一定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危机在科学诊治的基础上制定危机处置方案，及时予以实施，帮助企业走出危机。所以我认为危机企业不可怕，我甚至还说危机企业还要感谢危机，没有这个危机，企业就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危机来了，给了企业重生的机会。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目前类似盾安集团债务危机的问题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及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银行机构及非银机构等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来化解问题？在涉及大型民营企业的金融风险管控和处置上，这些政府及金融机构能够有什么较好的预处理办法吗？他们出台相关的金融监管政策和应对措施时应该如何多方考量？

周德文：今年初，我就向政府大声疾呼，认为在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要缓释自己的政策，各级政府都一样，要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规律。中国地方政府往往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要了解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不要一味叫好，在正确判断中国经济走势及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要针对十九大后的新时代特点，推出一些有利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政策，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全面解释，并缓释政策。

第二对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不论是民企、国企还是央企，比如盾安集团等大型民企，一定要进行排查和调查，不能像对待盾安集团这样，已经快要死掉了，才发现问题。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要为企业做的，要普查，分门别类进行了解、排查。

三是在危机来临时，各级政府都要坚定站在企业一边。信心比黄金重要。企业在危机面前有两种态度，一是勇于面对危机，想办法解决危机，这种企业可能就会走出危机；还有一种企业面对危机，拼命掩饰、硬撑、硬熬，熬到活不下去了，就倒闭了，绝大部分是这样的企业。对于此类企业，政府要为企业打消顾虑，因为在新常态下，企业普遍显露危机。政府一定要坚定站在企业一边，给其信心，危难时候“重病要用重药”，一定要治病，根据当前形势，制定打破常规和打破现行法律政策的政策措施，这样重病用重药才能起作用。这一定是针对大量危机企业，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企业。我们各级政府往往会派一百个、一千个甚至一万个干部到企业去当指导员，帮助企业，但我们下去和企业家私下交流，他们都说这些人来了并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要真正帮助企业，就要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找出企业危机的真正原因，找出病因，然后实施公共政策，帮助企业来解决。这些企业也是需要政府帮助的，但是一定要合理合法。帮助企业一定要真刀真枪，容不得半点虚假，不能口号喊得震天响，却没有一点实招出来，或者出台一堆堆的政策，根本不去实施，墙上挂挂、嘴里喊喊，作用不大。